有很大区别的。如果体系是开放的，心态是开放的，那么就有学习的可能，学习外来的经验，从而导致创新；如果是单纯的、关起门来改革，那么就只是技术上的改革，不可能有制度上的创新。
第三，我们的改革不是单一主体改革，而是多主体改革。
苏联的改革主要依赖的是中央政府的技术官僚，苏联中央政府牢牢掌握着国家的资源，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苏联的改革，只有中央政府一个投资主体。反观中国的改革就不一样，中国的改革，至少有五个投资主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外资以及城市个体户和广大农民，这一点是中国改革最大的、最特别的和最有意义的一个特性。苏联的技术官僚是非常优秀的，尤其是斯大林时代的技术官僚，他们可以媲美二战后在日本国内崛起的技术官僚以及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的技术官僚。他们的历史功绩在于，在20世纪30年代，他们利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就使苏联完成了西方需要一百年才完成的工业化，从而为苏联战胜法西斯德国奠定了物质基础。老子曾经说过：“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斯大林时代优秀技术官僚之“福”在赫鲁晓夫改革时代就变成了“祸”。赫鲁晓夫的改革完全依赖于中央技术官僚，从而导致苏联的改革就只有中央这个单一主体。而中国在邓小平1978年启动改革之时，则认为中央的干部队伍是无法依赖的。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中央的干部队伍专业知识不够，无法适应开展现代化建设的需求；二是在邓小平看来此时的中央干部队伍还不可靠，是“三种人”（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邓小平曾说过：“最危险的是‘三种人’，“说他们最危险，是因为：一、他们坚持原来的帮派思想，有一套煽惑性和颠覆性的政治主张；二、他们有狡猾的政治手腕，不利时会伪装自己，骗取信任，时机到来，又会煽风点火，制造新的动乱；三、他们转移、散布和隐蔽在全国许多地方，秘密的派性联系还没有完全消灭；四、他们比较年轻，也比较有文化。他们当中有些人早就扬言十年、二十年后见。总之，他们是一股有野心的政治势力，不可小看，如果不在整党中解决，就会留下祸根，成为定时炸弹。”而当时中国国民经济的形势非常严峻，改革迫在眉睫，必须马上启动。在这两重因素影响下，要改革只能放开，中央政府放权给地方政府，让地方政府来处理改革事宜，此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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