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说,中国发展模式的价值内核源于延续几千年的政治传统,可概括为“负责任的权威体制”。这种传统达到西方难以企及的历史高度:一是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国家机器和军队由中央政府掌握,而非欧洲那样由封建领主或教会掌握;二是高度的行政官僚体制,官员由公正、普遍的考试制度选拔,而非西方或中东那样由世袭和门第操纵;三是政治对人民负责,体现“民本主义”,强调当政者对人民负有道义责任,而非西方那样在特权阶层内部进行权力分配。
从现有国外学者乃至国家政要关于中国模式的表述中,不难发现,除了对中国最近30年来令人瞩目的巨大发展表示欣赏和叹服之外,不能排除西方大国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的不安和恐惧。英国《卫报》的文章说,中国的成功故事是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自由民主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中国模式”成为了从莫斯科到迪拜、从伊斯兰堡到喀土穆全球各地的榜样。德国社会学家哈拉尔德·韦尔策曾在法国《世界报》上撰文指出,中国模式甚至有可能成为比西方模式更具魅力的模式,而傲慢的西方模式现在给人的感觉是过时了。那些成天想着领导全世界的势力,面对如此时事变迁,产生一定程度的不安和恐慌情绪,是一点儿也不奇怪的。这与其热衷于散布中国威胁论的出发点一脉相承。
记得1989年,当苏联体制濒临崩溃时,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其《历史的终结》一文中曾经断言,美国模式——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相结合——击败了对手。在福山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从此之后,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就不再进步了,是为“历史的终结”。然而在20年之后,还是这个福山,却又说,“近30年来,中国经济令人惊异的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一般认为有望再保持30年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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