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中国在1949年以后进入了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世界正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地缘战略尚不稳定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当然会有大型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机会。而中国在这个机会中所经历的工业化过程，和战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走的工业化路径是相似的，也就是宗主国投资，后发国家承接投资。如果我们撇开意识形态来看当时苏联所起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个宗主国的作用。我们当然也知道，宗主国的投资一定是有条件的，如果不能满足宗主国的条件，投资就会停止。也就是说，宗主国的大规模投资并不会轻易得来，而中国得到苏联投资，是因为发生了朝鲜战争。所以说，中国的工业化建设，也就是苏联投资的军重化工类型的工业化建设，是1950年朝鲜战争启动的，并非1952年开始的。客观上看五十年代的国家工业化，之所以一上来就发展重化工业，主要是因为朝鲜战争。
大家知道，重化是资本增密、技术增密型的，而这种具有内涵性质的资本增密和技术增密机制，必然排斥劳动。所以在初期阶段，也就是1950年重化工打头的工业化开始的时候，我们用了几年的时间，动员2000万青年农民进城工作。这些人是来挖土方、修马路的，正如刚才胡鞍钢所说，他们文化素质不高，不能进入资本增密、技术增密的重化企业去当工人，因此在第一轮的基本建设遭遇投资中辍带来的危机之后，就只能返回农村。这就是1959年以后的2000万人大返乡。这个过程其实是早期重化工打头的国家工业化的必然结果，是其内生的机制决定的。这和我们九十年代初期第二次产业资本扩张是一样的——因为需要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城来搞“三通一平”，所以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当年就有4600万农民工进城打工。后期则因沿海外向型经济形成的工业大致属于轻纺和一般制造业，资本有机构成不同，导致劳动力需求不同。但后者在经济危机时，也是向劳动者转嫁代价。
这里面就有一个转型的问题。1949年确立“新民主主义发展战略”时，共产党领导人说得很清楚，中国现在还不能搞社会主义。当时毛泽东告诫全党，如果一定要搞社会主义，充其量只能搞农民的社会主义，也就是民粹主义。所以他说，所谓新民主主义，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资本主义。这一点，大家在1949年的文献里可以看到。
1950年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在城市发展私人工商业，在农村发展中农富农经济。在土改时还规定，地主设在城镇的所有加工业都不能动，连作坊都不能动。所以说，当时中国是明确要搞资本主义的。而在这种全党全国都搞资本主义的方针路线下，请问，怎么会是“左”？这是一个明确要发展资本主义的年代，不可能是“左”的年代。
到1953年，因为已经有苏联投资三年形成的国家重化工业，因此必然转向另外一种经济类型。于是我们在短期内就告别了以轻纺、食品加工带动农业剩余转化为积累，形成工业资产的这样一个一般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过程，而演化为直接接受苏联投资进入重化工业。于是国家必然调整发展战略，这就是1953年中共党内明确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朝鲜战争结束前，李维汉在东北调研后告诉毛泽东，中国在东北搞的工业基地就是斯大林主义模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恰恰因为党内上层经过严肃讨论，都认同了这个已经客观存在的发展模式，中国才顺利地转制成了国家资本主义。这样一个转制的过程，难道可以把它当做“左”吗？
1956年完成的对民族资本家的改造也不是“左”。因为毛泽东跟大型企业的资本家们谈得很清楚，就是“要用我的国家资本主义，改造你的私人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的有关历史资料，现在也已经披露出来了。同理，1957年被当作右派处理的人，大部分也不是“右”。
整个1950年代，在中国经济领域中，基本找不到符合西方概念的“左”的痕迹。这个事实，对海外意识形态化地讨论中国的1950年代，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挑战。
那么为什么中国还在1953年宣布，从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呢？我觉得，只能理解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国民动员的意识形态需求。无论后来者主观意愿如何，当年的这个国民动员的意识形态手段，客观上确实起到了以大规模集中的劳动投入，替代极度奇缺的资本的作用。
这是我的第一个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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