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的伦敦，在任何一个行业里，只有1／3的工人能充分就业，1／3只能半就业，1／3失业，总就业率为50％左右。即使工人自19世纪中期开始日益组织起来加入工会及其不断加强斗争，在1810～1900年的近100年间，英国棉纺工人和建筑工人工资增长也不到一倍①。<br> 2）为什么存在这种长期不利于“劳动”的情况，我们首先可以举出一连串的实证性理由。例如，总人口和就业人口的巨大增长，使劳动力供给充裕。英国人口1750年时为740万，到1850年为2090万。英国工业化所需的追加劳动力主要是通过人口的自然增长和爱尔兰人的大量移人来满足的，而直接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大约只占1／5（绝对数约为110万），被排挤出来的农业劳动力主要是向海外北美等地移民，这一特点似乎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②；妇女和儿童同成年男子争夺工作。例如，到1839年，在英国棉纺工厂的42万名工人中，有19万人是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13万人是妇女，另有不到10万人是成年男性③；雇主、有产者、企业家权力日益加强，他们不仅掌握着广泛的社会和经济权力，而且政治权力也渐渐落人他们之手，加上政府强制，市场被人为地塑造成不利于劳动者的状态，而另一方面工人一盘散沙，工会力量开始时相当有限，一直到19世纪40年代，工会还“不过是熟练工人贵族反对非熟练工人大众的一种体制”④，是造成工人队伍内部争斗的工具；还有，工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随经济周期而剧烈波动，“劳动”是经济危机痛苦后果的主要承受者；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用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此外，社会其他阶层（如农民）对工人的看法，更使工人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写道：“西欧的资产者，特别是在农民小块土地所有制占优势的地区，不用很费气力就能激起农民对社会主义工人的怀疑和憎恨，在农民的想象面前把社会主义工人描绘成‘均产分子’，描绘成侵犯农民财产的一群懒惰而贪婪的市民。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