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上的联姻之所以呈现日益不稳定的特征，其原因也许在于激进个人主义和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进步运动的影响，它们使得私人的身份和个人的自主成了“最高的善”。正如在其他国家一样，例如英国，所有类型的权威关系都受到质疑，不管这种关系是基于资历还是公职，法律还是习惯，阶级还是性别。所有制度上的联系，在潜在的意义上，都被视为压制性的。甚至福利政策也受到怀疑，从好处说，它体现了一种家长作风，因此与独立自主毫不相容；从坏处说，也是十分险恶的，它被左翼指责为社会控制的手段，被右翼称为假公济私的虚伪形式。当前，对投票的迷恋，以及“一人一票”口号的流行，被视为促进各党派和工会积极参与的良方，这恰好说明了各种观点都在起作用这样一种混乱不堪的情形。作为货币主义经济中消费者权威的政治对等物，对投票的迷恋得到右翼的支持，却使左翼和工会运动处于混乱之中。然而，由于它主张，进行决策的应该是独立自主的个人，他应该运用个人的判断力，并作出自己的选择。这就和主张把个人放在首要地位的左翼的解放主义政治非常相似，即个人要有他所应得的“做自己的事情”的神圣空间。于是，在政治谱系的任意一端，都流行着权利的语言和对独立自主的多元主义的关切。
激进个人主义不但挑战了权力结构，而且还隐含着对集体根基的质疑。从理念上说，社会是一个没有疆界的开放空间，个人可以在其中自由地、任意地流动。集体，不再像在团结或服务、公平分配或平等那样的观念中被视为实现共同利益的手段，而是被视为强制的工具，它要促进的是统一性而不是多样性，它胁迫个人，使少数派服从于没有思想的大众。所有的统一化制度和整体性观念都遭到了这种抨击，但是，正是跟工人阶级集体主义有关的那些制度和观念似乎特别不堪一击。一旦罢工的决定变成了个人决断的问题，而不是服从集体纪律，或维护集体荣誉的问题，它就必须经受所有差异性和不同政见的考验，这就使得它逐渐变得难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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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斯·斯塔德曼·琼斯（《独立报》）
塞缪尔生来就适合做一个历史学家。他具有那种极其重要的品质，能够同时生活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从公众健康到殖民地的反抗，从街道照明到街头斗争，所有的一切都能激发起他的兴趣。
——《泰晤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