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呼唤民主政治发展
汪玉凯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
北京奥运成功落幕后，中国未来的发展走向，继续受到全世界的广泛关注。这种关注不仅说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更表明中国未来发展中确实面临一系列突出的问题和困难。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中国经济实现了30年的高增长，将20世纪50年代后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战略机遇擦肩而过的机会重新补回。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廉价劳动力等多种“红利’：的完结，有人断言中国持续8年的“高增长、低通胀”.时代已经结束，中国经济整体进入高成本时代。与之伴随的是，靠经济快速发展掩盖政治、社会问题的局面也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党和政府面临巨大挑战。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如何通过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加大政治体制改革创新的力度，完善宪政体制，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就显得尤为重要。
思想解放是把劈山斧
历史永远不会忘记，改革开放之初那场思想解放带给人们的精神激荡，以及随之而来社会进发出对政治变革的无限热情；计划经济体制是如何被凌厉的市场化改革一步一步逼到它的起始点，最终被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中国如何从“闭关锁国”艰难地走向世界，撩开它神秘的“面纱”。
在这场深刻的变革中，思想解放的理念一直在深深地影响和伴随着改革的步伐。真正坚持思想解放，“大胆地闯，大胆地试”，我们的事业就会快速健康地发展，反之可能就是裹足不前，甚至是反复和倒退。在这个艰难选择的过程中，我们至少经历过两次大的思想解放：1978年的“真理标准”的讨论和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谈话。
1978年的思想解放，我们果断地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坚持改革开放不回头，把中国带人一个崭新的时代。1992年的思想解放，奠定了中国走市场经济道路的基础。
如果没有邓小平在改革发展重要关头的这些重要思想，中国会不会选择市场经济，改革发展会不会有今天的结果，也许都要划上问号。
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改革发展似乎进入一个战略转折期，改革的重点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以“十一五规划”提出“未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将成为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的判断为信号，标志着以政府自身改革为重点的行政体制改革将要上升到更重要的位置。尽管十七大对此已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2008年国务院也已启动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但在我看来，要在新的条件下推动这场政府的“自我革命”，没有新的思想解放是难有实质陛进展的。
事实令人兴奋，十七大以来中国似乎正在酝酿一场新的思想解放。但这场思想解放的方向在哪里，无疑是关键所在。笔者以为，以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入的思想解放，大概不会简单地定格在经济层面，市场经济在中国只是完善的问题，不存在被颠覆的可能。中国真正受到内外挤压的，主要还是行政层面和政治层面。以经济体制为主轴的改革，已遇到诸多政治和行政的制约，如果不从此突破，经济层面的问题难以解决，政治层面的压力也将与日俱增。从这个意义来说，这次思想解放能在多大程度上对未来中国产生影响，取决于我们在政治和行政方面的作为。如今，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释放出种种信息，如未来几年市长、局长都要差额选举产生，人大代表要实行直接选举等，都值得高度期待。
实际上，十七大时中央释放的信号就已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应该说这些重要的目标和思路，如果离开具体的示范、操作，也许就会失去其本来具备的意义。而行政的实质性变革，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是很难单打独斗取得成功的。
政治体制创新与基点
毋庸置疑，通过30年的改革开放，如今的中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在充分肯定中国发展结构整体进步的同时，我们也应清楚地看到这个发展结构中存在的潜在性问题。这些问题突出表现在政治发展的内在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滞后，或发展结构整体上表现出的某些不平衡性，并不一定都以政治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局面。许多问题往往是以政治层面的“权力运作”开始，而以经济层面“攫取利益”的结果告终。从社会深层原因分析，这是与中国市场经济本身的人为嫁接性有直接的联系。中国缺乏市场经济的自然历史过程，商品经济也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在许多领域至今仍很严重。这样的背景必然会给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过程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致使疯狂、贪婪、无序等现象出现。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权力资本的扩张和寻租活动的猖獗几乎成为中国社会最大的政治毒瘤；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就业难等民生问题突现；社会秩序恶化、犯罪率上升、制假贩假难以杜绝，人们生活缺乏安全感；政府行为扭曲，公共权力私利化的问题愈加突出，对于部门利益、行业利益蔓延采取的措施，至今收效甚微；出现建国以来少有的严重司法腐败和吏治腐败，贪赃枉法、买官卖官现象绝非鲜见。
现在人们都在谈论创新。但如果我们冷静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在所有的创新活动中，体制创新似乎更带有根本性。中国“发展结构”的不平衡，尽管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归根到底首先还是体制创新方面的不平衡。对改革开放的过程稍许进行考察就会发现，改革很大程度上也首先是经济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过程。
与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和取得的成就相比，中国政治层面的体制创新则显得不尽如人意。虽然我们也付出了极大的努力，特别是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政治体制的革新提出过一系列极其重要的思想，随后也出台了一些具体改革政策，并在不同的领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总体来讲，政治改革似乎还不能适应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创新的要求，在某些方面甚至制约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影响其进一步的创新。
就政治发展内在的冲突而言，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莫过于政治结构分化不充分，以及由此导致权力结构中的制衡体制难以有效建立；权力制衡的缺位，在某种意义上又助长了权力行使非理性的扩张，从而动摇了权力合法性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另外，政治参与渠道、参与途径的短缺，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挫伤了民众政治参与的热情，增加了政治不稳定的因素。事实告诉我们，中国政治层面的体制创新，最根本的方面是要解决政治结构的科学分化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制度的重新安排问题。这绝不意味着要改变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而是要在这一基本政治制度下，思考如何使政治结构的配置更加合理、有效。
那么，要在政治体制创新中建立抑制腐败的权力制衡体制，就必须对我国现行的权力结构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和重新配置，真正确立起一套新的执政党、人大、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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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