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性别已成为一个重要透镜,用来在阿拉伯东部研究社会,就像在世界其他地方那样。研究经费也特别支持与性别有关的研究课题,如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学校的教学大纲、女性经历的口述历史以及更为抽象的课题,如族长和半族长统治。但是,多数此类研究没有采取在北半球以及部分南半球的研究中通用的“主流性别分析”,因此仍然有些表面化。
提供经费的组织喜欢基于不含糊的量化指标的事实调查研究项目。这种“量化崇拜”一直缺乏批评性分析和解读。
以巴勒斯坦领土的8个研究中心和约旦的5个研究中心为例,他们被要求将精力集中在产出有关政治议题的民意测验以及某些社会议题的取样普查上。这与满足差异化的“公众”这一新概念相关联。公民需要对社会和政治领域内政府的行动和捐助人的干预感到满意。普查和测验被用作科学工具,既用来将这些干预行动合法,又测量并监控一些系统的引进情况,这些系统是依据预构的范式设计出来的,而预构的范式又是基于其他地方试验过的经验形成的(Boccoeta1.,2006)。该地区的非政府组织研究中心声称,新公民接受这些监控、评估和评价方法,因此表明他们的分析优于大学的深入比较分析。
对贫困的研究是另外一例。在巴勒斯坦领土和埃及开展的贫困研究多针对“穷人”进行普查,确认其生活地,即所谓“贫困地图绘制”,提出各种“减贫”措施。在发现穷人住在某些居住区后,会提出具体的干预措施,但不考察为什么穷人会住在这些区,也不考察贫困的根源,如政府在资源分配中的作用、结构调整政策的负面影响等。这些研究许多是由联合国机关承担、资助、出版的,由此导向非政府组织随后实施的行动研究和干预措施。赞助组织经常强调人口数据的收集,他们赞助的普查因此在本质上是描写性的,基于对消费和收入水平、平均寿命、儿童死亡率和文盲率的评估。基于更广泛的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对所收集的原始数据进行彻底分析和解读却通常未被列入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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