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我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确定为我终身从事的专业。因为当时我虽然是研究西方哲学的研究生,但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学校安排我参加“大课”委员会的教学工作,我就转为从事马克思主义的教学工作了。“大课”实为全校性的“政治课”,即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60年来我十分关注关于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热潮。马克思主义哲学60年的发展离不开这些理论热潮,我的专业工作和我的思想的发展也离不开这些理论热潮。但理论界对于如何评价这些理论热潮,颇有分歧。值此全国人民热烈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伟大成就之际,谈谈60年来我所亲身参加过的几次哲学理论热潮及其对我国哲学发展的影响,以及我今天的看法,这对于正确理解和评价这些理论热潮,对于我国哲学的发展,我想是有意义的。我想谈的是以下几次:
一、胡适哲学思想批判
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次理论热潮是1951年电影《武训传》批判。尽管这次理论热潮有种种缺点,如混淆艺术与历史、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等,但对宣传唯物史观,提倡用唯物史观来分析社会、历史、文艺问题,确实使人耳目一新。特别是那些长期习惯于以唯心史观或人道主义来分析社会、历史、文艺问题的知识分子,通过这次理论热潮开始或学习用马克思主义的新观点来分析这些问题,这对于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提高我国知识分子的理论水平无论如何是有益的。但我那时基本上是一个旁观者,没有亲身参加进去,感受不深,就不多说了。我要说的是对胡适哲学思想的批判。
如果说电影《武训传》批判的影响主要在文艺界和史学界,胡适思想批判的影响则是很广泛的,涉及知识界、理论界、教育界的一切领域,可以说是一场思想大地震。
这次理论热潮开始于1954年9月李希凡和蓝翎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评论,大盛于1955年上半年。这时我不但是北大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师,而且是《光明日报·哲学》专刊主编金岳霖教授的主要助手,当时专刊上发表了大量批判胡适实用主义思想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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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
这部书亦可称作“北大人眼中的新中国学术史”,也可以说是一部“新中国的学术文化流变记”。
——闽维方 周其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