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洪年少丧父，自己搜集、借阅、抄录各类典籍，博览群书，并未专门接受儒学教育。而且十五岁之前从师郑隐学道，其师传授道经同时，亦传授儒家经典。葛洪认为各家学说均有所长，没有门户之见，所谓“百家之言，兴善一揆”。（《外篇·尚博》）葛洪并非先入儒门后人道门，反而是很小就接受系统的道教经典传授。所以，从接受思想而言，葛洪没有由人世到出世这样的转变。且葛洪自己讲“少有定志，决不出身”。
葛洪二十一岁时曾一度受邀从军平乱，后又受邀为“参军”。这两次可算作人世，但均非主动。第一次是担心家乡遭乱，所谓“桑梓恐虏，祸深忧大”；第二次是欲归不能，暂为避乱，所谓“归途隔塞。……虽非所乐，然利可避地于南，故黾勉就焉”。而且葛洪并未借平乱战功积极争取人世有所作为。约五十岁时葛洪曾请求出任句漏县令，但其目的不是作官，而是因为那个地方出产丹砂，可供炼丹。葛洪约二十四至三十二岁期间，就曾隐居罗浮山修炼，五十岁后又居此山炼丹直至辞世。所以，从葛洪的人生经历来看，亦没有由人世到出世之转变。
葛洪《外篇》除政治思想外，另一大主题是人生哲学。人生哲学，必然要论及人生态度问题。人世与出世，于人生态度上必可见出分别。在分析葛洪《外篇》人生思想是入世特征还是出世特征之前，先须明确人世与出世的根本标志，或者说具备怎样的特征才可断定某人生思想为人世或出世。
人世与出世是关乎人生态度的，所以其标志或特征应从人生价值与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上来确定。人生价值可包含多方面，但其中有一最高价值目标，其他价值则从属于此最高价值。所以，我们只需从最高价值目标及实现途径上来确定此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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