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诸子中，墨子最早看到人类的生存要靠努力生产，而人类异于其他动物的地方也在于人类是“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②。由于深刻认识到生产的不易性与重要性，墨子在消费方面力主“节用”、“节葬”，坚持“加费不加民利则止”，反对任何形式的“无用之费”。他提出住房不要雕梁画栋、能避风雨即可；穿衣不要讲求奢华、能合乎身体即可；人死了不要厚葬而浪费社会资财，亲人不要守丧三年而贻误社会生产。并由此进一步提出“非乐”思想，认为礼乐是“暴夺民衣食之财”③，“其乐逾繁者，其治逾寡”。
无论是在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期还是在21世纪的今天，墨家倡导的节俭都有极强的现实价值。然而过犹不及，将消费限制到衣食只求饱暖，住房只求避风寒湿热、“别男女之礼”，舟车只求“完固轻利”，葬礼只求葬衣“足以朽肉”、棺木“足以朽骸”的层次，无疑是将人生的终极理想永远定格在了低层次的饱暖需求上，这违反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而“非乐”则更是完全否定了人类精神层次的追求。马斯洛认为：吃饭、穿衣、住宅、医疗等是人们最原始、最基本的生理需要。除了这些需要，人类还依次拥有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高层次的需要比低层次的需要有更大的价值，更接近于人类的天性。墨子的“非乐”理论过分强调了人的生理需要，却忽视了人的需要的其他更高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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