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国的不同地理环境，史载：齐国“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首都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史记·货殖列传》）司马迁说：“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史记·齐太公世家》）战国时，其疆界是“南有泰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史记·齐太公世家》）。鲁国则在泰山之阳，是处于洙泗之间的一片丘陵地带，《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都说：“邹、鲁滨洙泗。”
由地理环境之不同，又引起两国经济条件之不同。齐国是沿海经济，存有多种经济类型：农耕、渔业、制盐业、运输业、手工业。这种经济类型在太公建国初期就已确定，《史记·太公世家》就说太公时期“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齐桓公时期，“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到战国时，齐国的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其首都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商业大都市：“临淄之中七万户……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踏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史记·苏秦列传》）这里有“五民”，即士、农、.商、工、贾；“临淄，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中具五民”（《汉书·地理志》）。在齐国，商人们“群萃而州处……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工匠们也是“群萃而州处……旦暮从事”。（《国语·齐语》）
鲁国则不同，一向只重视农业，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在鲁国，百姓“择瘠土而处之”，因为瘠土可以养成热爱劳动的品格，“沃土之民不材，逸也；瘠土之民莫不向义，劳也”。他们所从事的只是农业，所以“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动不违时，财不过用”（《国语·鲁语上》），说的就是不违农时、致力于农业的情况。这里“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好农而重民”（《史记·货殖列传》）。鲁国人过的是择瘠处贫、自给自足的生活。
由地理环境（尤其是经济条件）之不同，又引起其他方面如经济政策、政治方针、民情风俗等的差异。首先是经济政策的差异。《汉书·地理志》载，“太公以齐地负海舄卤，少五谷而人民寡，乃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辏”，采取的政策是“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在这种政策的刺激之下，齐国生产出的“冰纨绮绣纯丽之物，为冠带衣履天下”。而鲁国所采取的政策则是针对农业经济的，如“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后来鲁宣公所采取的“初税亩”也是针对农业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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