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兴起于二十世纪初,而大盛于二十年代,八十年代又有“寻根”热,九十年代“国学”热再次欣起遂至今,无不是今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正视。于今而言,则正是对传统文化在中国乃至世界多元文化中的重新定位。中国的旧学在现代文明面前一败涂地,曾国藩继承明儒传统,身体力行,通经致用,后来又有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力图调和传统与现实的阴阳关系。后来学术界兴起“整理国故”的热潮,虽然与当时历史条件看似不协调,实則是有深刻历史理性的。提出学习西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当时不但提出学习西方文明,同时又提出要恢复两汉经学,这看似极为矛盾,其实正是魏源的高人之处,此后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有了中西交流的合理原则。国学源远流长,千年沉淀以形成“经、史、子、集”四部,可谓恢弘壮阔、蔚为大观。国学不仅是中华人文知识之大成,更是中华文明的承载者、推动者。中华国运日渐昌隆,国学的价值正走向回归。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