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当代中国建筑的评价标准
建筑的评价标准具有多面性，出于社会与文化背景的不同，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
社会环境对建筑具有深刻影响这一观点被广泛接受（Musg rove．1987；Rapoport，1 969；Norber9—Schulz，1975）。本章将从各个角度分析当代中国建筑，包括以传统、经济、市场和技术为基础的意识形态、文化和社会价值观。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是21世纪全球的关注焦点，本章也对此进行了讨论。从这个角度看，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赋予了传统的美学原则以新的意义，并且在建筑评价中占有了一个特殊的地位。
通过检视中国主流的建筑理论，本章提出了中国建筑在各个方面的问题，并为当前的中国建筑作了一个全面的考察。
建筑评价：究本溯源
古罗马军事工程师维特鲁威（Vitruvius）在他的《建筑十书》中称： “坚固、适用和美观”是建筑的基本原则。他还定义和分析了建筑设计的各个方面，如场地、朝向、柱列、尺度等，从此，他的理论成了第一套评判建筑的标准。
人们把建筑理解成为文化的一种符号，不断地被社会的各个方面影响着，其中包括美学、宗教、制度和社会行为。建筑设计因而趋于多样化，同时，建筑的评价标准变得更为复杂和多元。
在古代，建筑的实践、理论和评价更加注重美学因素，如尺度、比例、平衡和组织。（Pevsner，1976）20世纪的现代运动和其他的一些什么“主义”不仅更注重建筑本体，而且把其与社会和文化内涵紧密联系，把人的尺度融入到建筑评价中。
与传统建筑形式中笨重的承重墙相比，现代建筑运动强调空间效果和“轻盈”，创造出一套新的建筑术语和语言。这个变革既改变了建筑的传统造型方式也改变了对建筑的观赏方式。希格弗雷德?基提恩（Sigfried Giedion），在他的《空间、时间与建筑》（1941）一书中称应把空间的概念作为评判建筑的标；隹。其他建筑师，如布鲁诺?泽维（Bruno Zevi，1980），继续重申了空间模型在建筑设计与批评中的决定性地位。
20世纪60年代，文丘里（Venturi）认为“建筑中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是现代主义建筑单调乏味的解毒剂，而且他主张流行文化应被引入设计批评中。这种挑战现代主义原旨的所谓的后现代理论代表了另一个建筑设计与评论的重要里程碑。在此后，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从形态学入手构思“城市建筑”（1972）：克里斯汀?诺柏一舒尔兹（Chrietian Norber9—Schulz）提出了“建筑现象学”，把场所精神（genius loci）的理念注入到空间、地点和场地的理论中（1980）；彼得?艾森曼投身到对解构主义建筑的解释上（2003）。杰佛瑞?布罗德本特（Geoffrey Broadbent）从坚持极度简化技术和空间与材料的极简主义建筑入手，以符号学理论角度探索了建筑的象征意义（1980）。进而，建筑史学家和理论家曼弗雷多?塔夫里（Manfredo Tafuri）关注到了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在建筑批评中的重要性（1986），而科斯托夫（Kostof）意识到并证明了来源于“仪式与布景”的历史建筑学（1985）。
上述的建筑思想中有些是对空间理论作的美学探索，而另一些从哲学、社会学、语言学出发，深入分析了建筑的意义和文化象征力。这些理论补充改写并拓展了原先的概念，在建筑批评的发展道路上占有重要地位。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中国：政治导向的建筑设计及评价在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体系的制约下，建筑创作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中国的建筑师不得不面对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压力，西方国家的观察家可能对此并不了解。
20世纪50年代伊始，战后重建在中国全面展开。中国人民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以极大的热情开始建设他们的社会主义国家。1953年，在波兰华沙召开了一次建筑师协会大会，此时整个世界正处于冷战阴云笼罩下。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派建筑师参加此次会议。参会者一致“反对结构主义”，原因很简单，就是结构主义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表达方式。相应地，他们提倡“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这一极具政治色彩的理论。这次会议对中国的建筑学具有深远的影响。
为了适应20世纪50年代后期严峻的经济形势，政府发布了中国建筑设计的指导原则，要求建筑设计必须具备“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并且服务于“创造中国社会主义新风格”。这个原则基本上与从维特鲁威（Vitruvius）到格罗皮乌斯（Gropius）时期所被广泛接受的评价标准相符合，也反映出了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与财政状况。这个原则在20世纪60年代的建设中得到贯彻，并一直被遵守至今。
至于美学，巴黎美术学院派（Beaux—Arts）在过去几十年中是主流艺术风格。朱剑飞在他的《超越革命：中国当代建筑札记》（1998）一文中看到了学院艺术在建筑创作中的微弱影响。“尽管政治变动和繁复的意识形态理论化倾向，20世纪20年代引入中国的学院风格存留了下来并服务于一个新的政治工程”。1956年，毛泽东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口号，鼓励社会、文化、艺术和科学上的新思想。但是那个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毛泽东的这个想法在建筑创作领域没得到任何有效实行。
意识形态、民族形式、中国脆弱的经济和一枝独秀的学院风格构成了20世纪50年代的建筑设计与评价的标准。20世纪50年代后期，北京“十大工程”充分贯彻了中国建筑上的政策导向内容，是这种风格高潮的缩影。由于不断的政治动乱，建设活动在1966—1974年之间基本停滞。
从1980年至今：建筑与社会变革
20世纪70年代末，发生了可喜的进步。1980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发表关于建设和住宅工程的讲话，指出建筑工程是国民经济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同时，开放政策引进新技术、新材料和新的建筑理念，拓宽了中国建筑界的视野。此后，建筑业这个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迅速成长。过去的20年中，在中国的大小城市中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建筑工地。站在北京或上海高耸的摩天大楼上，马上会想到一个问题：如何去评价今天的中国建筑?
弗兰普顿（Frampton）认为西方建筑学从1950年到1939年的发展可概括为三大主线，“文化变革、地域变革和技术变革”（1992），并指出这三大主线相互交织并行发展。实际上，中国建筑的发展进程也表现出了与弗兰普顿所总结的特点。在这种自然环境和政治体系下，经济、社会文化和技术的巨大变革相互交织、齐头并进，这使得对于中国建筑的评价更为复杂和多元。
中国学者也提出了几个建筑批评模型，比如价值批评、社会批评、文化批评、科学和方法论批评、科学与技术批评、造型批评等（郑时龄，2001）。只有整合所有这些模型才可以得到一个综合的评价。
在本书中，对当代中国建筑的成功与失败以及其未来可能扮演的角色做出的评价或多或少是从上述的观念出发。需要说明的是，三个方面的论述既可单独成篇又须相互联系：对建筑本体的形式与功能考察、建筑的社会与文化价值、建筑产品的技术评价。
我们的意图不是做一个面面俱到的评价，而是要独立地考察这个时期的中国建筑，及其当前状态、问题、挑战、可行战略和前景。造型与功能：对于建筑本体的批评如果把建筑作品看作是一个独立的、与社会背景无关的客体，对其的评价可以仅集中于造型、功能和美学价值。建筑学中被广泛接受的概念，如空间、尺度、比例、平衡、层次、韵律、秩序等，作为评价标准。比如20世纪80年代上海松江方塔园的何陋轩，设计师冯纪忠教授用纯粹的语言创作出一个空间流畅的茶室，与环境如此和谐，如同就是从地下生长出一般。
我们来看看城市环境中的建筑。从个体看，一些建筑非常好，无论是造型、空间还是功能，都充满了创造力。然而，建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题目，美学判断和功能分析只是最基本评价阶段。一个完美的个体放到城市环境中不一定就是成功。所以，相对于造型与功能的评判，我们要更加注意社会与环境层面的评论。
建筑的社会和文化层面
建筑豹社会价值
在本节中，我们特别强调建筑的本质目的和意义。我们看来，建筑的实际功能不等同于它的本质目的。换句话讲，建筑承载着我们时代如此丰富的社会与文化信息，仅凭造型和功能远不足以判断一个建筑是否有意义。从这个角度看，“以人为本”这个建筑目标不能通过物理上的功能，而是通过其精神上的功能来满足。
举例来说，比如20世纪50到60年代的建筑追求“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传统的建筑语汇正好是国家权威象征的恰当表达方式。这些建筑是历史进程的物化体现，成为这个特殊时期的代表。
然而，“民族形式”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极端表达方式，变成了一种形式上的教条。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在北京，当时带有坡屋顶或宝塔尖的建筑被认为重新找回了传统风格，这是一种极端主义的产物。这种对古代建筑的肤浅模仿在全国蔓延，但它们无法“找回古都的风貌”（见第二章）。适得其反，这种拙劣的模仿玷污了传统的建筑语言，使它成为了一个滑稽可笑的标签。
一些广为人知的建筑口号反映出很多市政领导的心理。
展开
——《建筑实录》月刊（ArchitecturaIRecord）美国
“本书十分重要，令人称奇，写得优美而明晰。”
——世界著名建筑历史学家弗兰普敦（KennethFrampton）美国
“关于中国新建筑的出版物实在是太少了，这本极其有趣和包容大量信息的书将广受欢迎。其原创性的研究值得称赞，文字和插图对这一领域提供了权威性的参考。”
——建筑历史学家珍妮弗。泰勒（JenniferTaylor）澳大利亚
“对中国当代建筑罕见和综合的历史分析。作者25年来经历和目击了中国建筑的革命性开发，对涌现的中国建筑景观呈献出详细和深刻的论述。”
——著名建筑家隈研吾（KengoKuma）日本
“本书对于许多亚洲建筑师将极为有用，可以帮助他们在激烈竞争的世界之林中寻找自己的定位，发展出自己独立的建筑，而用不着为某些西方建筑师强加在其身上的民族建筑形式费心。”
——世界著名建筑大师杨经文（KenYeang）马来西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