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粗鄙的唯物主义。对唯物主义的粗鄙理解会使人不再相信一些精神性的、或者说是灵性的事物。物质力量当然重要，无论是在革命还是建设中。革命旨在破坏一个旧世界，意味着只能够以暴力的方式来破除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上的魅惑。但同样，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也都需要精神资源。如果以为社会结构真的能够决定人类的行为，那就大错特错了。毕竟，“结构不上街”！更何况，革命最终也要诉诸“文化革命”，也要诉诸“灵魂深处爆发的革命”！长期以来，共产主义理想一直是现代中国走向民族独立、建设文明社会的重要精神资源，但由此而来的惨痛教训和全民性的唯物主义教育所产生的流弊却也不容忽视。粗鄙的唯物主义会造就一个个扭曲的、物化的心灵，会使人们在受伤之余怀着一种“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心理而放弃超越性的精神追求，转而沉溺于琐碎、低劣的世俗文化之中。
再次是庸遴的消费主义。没有超越性精神的推动，赚钱的欲望必然导致消费主义。当攫取财富的经济贪欲成为人生的核心动力，人的情感、伦理、家园都被抛人冷冰冰的经济理性的计算之中了。现在的中国人都知道“经济”一词在社会生活中的分量，但大都不知道或忘记了前贤用“经济”一词翻译“economy”的初衷：所谓“经济”，意在“经世济民”。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在市场化：现在我们不仅有人才市场，有婚姻市场，甚至还有宗教市场。消费主义最大的问题是以消费的态度看待一切，尤其是以消费的态度看待人本身、看待人性本身。由此还出现了精神消费的概念。仔细想一想常常听到的“消费者就是上帝”的宣言，我们会发现，这句话实际上意味着：消费是神圣的，除此之外，人类生活中再也没有什么神圣的事情了。
面对世俗化对中国社会的消极影响，儒教凭着自身的超越性精神应当且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而这也正是儒教在世俗化时代的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也就是说，能否克服、抵制世俗化所带来的不良影响，也是儒教自身发展的关键所在。而能否标举自身的超越性精神，又是儒教克服、抵制世俗化的不良影响的关键所在。儒教具有注重现世的精神倾向，是有感于现世的沉沦惰性；儒教从不奢谈来世，是出于理性的谨慎；儒教强调“立德、立言、立功”的不朽观念，是着意于超越性精神与当下的关联。
总而言之，世俗化在中国业已产生了双重效应。其中，积极的效应尚未真正完成，消极的效应倒是颇有蔓延、扩大之势。面对世俗化的双重影响，儒教作为曾经支撑了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精神教化传统，应当且能够做出积极的回应。从儒教自身的精神品质和历史沿革来看，儒教回应世俗化的最大危险并不在于儒教是否能够适应这个时代的基本道德理念，而恰恰在于：如果缺乏理智的清醒、洞察和精神的执著、热忱，儒教更有可能与这个时代同流合污。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