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阿伦特在提及马克思时的矛盾语调，与她的这一信念非常相关，即马克思一方面是他所处时代的趋势的一个特别敏锐的记录者，但另一方面，由于马克思误解那些趋势的方式，他实际上最大限度地促进了它们，而不是抑制了它们。在她看来，马克思的天才在于他对经济发展的强制过程、政治中劳动阶级的出现的敏感，以及对西方文明中的劳动和生物生命的重估。在她看来，马克思完全错误的地方是他对这对于自由和文明意味着什么的评价，没有看到它所隐含的威胁：阿伦特认为，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受到了西方思想传统的误导。因而，尽管马克思在回应新经验的努力中，完全颠倒了传统，提升之前一直受到鄙视的物质活动，然而，他所继承的概念工具还不足以使他能够识别这些新经验与它们的过去之所是。由于马克思混淆了劳动、制作与行动，他实现自由的努力只是促进了他追随者加速被解放的生命过程。
于是，随着我们追随阿伦特关于马克思主义中的极权主义因素的反思，我们就能看到她如何从事对不同人类活动的区分，追溯它们在历史变迁中的身份变化。易言之，我们能够看到她如何从关于极权主义的沉思转向《人的境况》。然而，对于读者而言，还存在着模糊不清的一点，那就是马克思与斯大林主义之间的关联的性质。按照阿伦特的说法，我们已然看到，马克思在以为他开创了自由王国的误解下，促进了“对生命过程的解放”。但是，即使我们准备赞同阿伦特把“解放生命过程”看做是自由和文明的一个威胁，它也显然不同于斯大林主义开启的恐怖和死亡的过程，而且这两者甚至可以看做是对立面。我们很容易看出阿伦特对这两者的描述之间的类似，因为她在每一情形中都说到人们服从于不顾人类个体或人类的文明世界的过程，但是，它们之间的不同完全是一件生死攸关之事。
因此，重要的是要认识到，阿伦特并不试图否认这一不同。她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斯大林主义，也没有宣称从前者到后者存在着必然的关联，犹如她没有宣传从19世纪的种族理论中必然产生纳粹主义。阿伦特认为，理论与实践完全不是统一的，经由偶然事件架接在一起的马克思与斯大林，他们之间存在着一个鸿沟。实际上，根据她的解释，马克思主义直接的政治蕴涵是沉闷的，而不是灾难性的。在一个完全“社会化的”未来，国家实际上会消亡，不再有政治，而只有对一群温顺劳动者的物质利益的官僚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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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米勒（David miller）牛津大学政治理论教授
玛格丽特·卡诺凡论述阿伦特政治思想的著作极佳——可以说是迄今关于这一主题最好、最全面的论述……将来任何一个研究阿伦特的学者，都无法对卡诺凡这一新颖的、引人瞩目的阐释视而不见。
——苏珊娜·杜瓦尔·雅各比蒂（Suzanne Duvall Jacobitti）南伊利诺伊大学政治科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