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1962- ），浙江省余姚市人。中国政治、社会问题与国际关系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国际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和《东亚政策》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历任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麦克阿瑟基金会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2003-2005）研究基金的资助。其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研究兴趣和领域包括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地区安全；中国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制度和社会转型；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中国政治与中央地方关系。

　　郑永年研究中国问题是一种实证研究，他关心的是事实，而不是结果。对于好的，他会表扬，对于不好的，他的批评也很给力。
　　——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王江雨

　　很早就看郑先生的文章，特别是在一些国际性的论坛上，经常看到郑先生的一些关于中国问题的专栏文章。写得非常的持平、公允、中正。
　　——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 王鲁湘

　　郑永年教授属于客观持中的政治学者，长期研究政党问题，我与他有过长谈，感觉他内心希望能用循循善诱的方式推动国内的当权者推动政改。
　　——独立政经评论员金心异

　　看过中国跌宕和徘徊，经过苦苦思索和试验，郑永年找到了自己理解中国的方式：接受今天的中国，把现存制度当作一种现象来了解和解释。
　　——《南风窗》2011年7月第14期

　　改革需要更开放的思维。前人已经就当时的问题作了很大的努力，今天的问题还是需要当代人来解决。否则，既对前人不公，也为当代人推卸自己的责任。
　　作为一项系统的历史工程，任何改革都具有历史连续性。对改革问题的研究必须回答“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再者，改革既具有系统性，也必须具有阶段性。系统性，就是说，各方面的改革都是紧密相关的；任何一项改革，如果没有其他改革的配合，就不可能取得成功。但改革也具有阶段性，就是说，各方面的改革不可能同时完成，一蹴而就，而是要分阶段逐步进行。
　　更为重要的是国企必须“国有化”。现在国企已经演变成为国家代理人的企业，和社会、公众毫无关系。政府必须建立各种制度机制让社会监督国企，让民众参与国企。国企不能再继续成为财富从一方转移到另一方的机制，而应该是为国家和社会创造财富的机制。
　　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基本放弃了自己的发言，没有发言，从梁启超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在用西方的概念理论来解释中国。这些解释往往政治性很强、革命性很强，但是学术性不强，解释不通。马克思告诉我们哲学的两大任务，一是解释世界，一是改造世界。我们的五四运动没有解释世界，解释不通，就想改造世界。没有解释通的行动派，想要改造世界，越改越乱。
　　十多年来中国狂飙式的经济增长，加上最近30年来的社会大变迁，在造成社会价值多元化的同时，也导致了整个民族主流价值的弱化和精神层面的混乱。最近20年来，中国人一直遵循一种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原则--对于发展有效的就是好的。从官方到民间，都缺乏一个强有力、能够指导行动的主流价值观。市场化改革培养了物质主义的一代，但当对物质主义具有高度认同感的年轻一代的物质需求得不到基本满足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是可想而知的。今天，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不问是非，只问效果，“潜规则”横行的状态，“自我中心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成为一个时代强大的思想潜流。这种状态可以说为暴力滋长提供了一个主观大环境。这种大环境一旦形成，就绝非少数个人的道德榜样，甚至大规模的道德宣传运动所能逆转。有人说当前中国暴力问题的症结在于缺乏宗教，应该利用宗教的价值观来制止暴力，但这种说法本身就是“唯效果是问”的宗教工具化的表现。就拿校园惨案为例，施暴者实际上已经泯灭了一切基本的道德，把自己和他人生命弃之如敝屣，又如何能够通过一种宗教来拯救？虽然中国现在到处是自发的宗教复兴趋势，但宗教复兴和暴力增长是同时进行的两个社会过程，因为两者其实有一个共同的源头--个体和社会面对压力和失序的自发“对抗”机制（虽然就其功能而言，宗教价值观可以克服对人对己的“暴力”倾向）。
　　普通中国人并非天生憎恨官员和富人；相反，普通中国人敬畏权力，向往富裕，为此也完全能接受权力和财富不均匀的分配。“父母官”、“致富光荣”这些十几年前还耳熟能详的词汇，都反映了一种常态下的社会文化心态。问题是当代人对于“钱”、“权”的社会期望与社会现实之间，逐渐形成了巨大的鸿沟。无论是成长于毛泽东时代的“50后”和“60后”，还是成长于改革初期的“70后”和一部分“80后”，每一代人大多都发现自身早期熟悉和认同的一套公平正义的标准在被现实不断“更新”中，而自身（以及对于子女）改变命运、开创事业和幸福生活的理想，也在现实中渐行渐远。
　　相反，“钱”和“权”却可以不断改变规则，畅行无碍，并且已经开始将权力和财富向下一代传承。本来应该有责任引导社会成员走向共同富裕的“领路人”和“先行者”，现在被社会广泛视为是相对剥夺感的源头。
　　如果说政治的开放性是中国政治民主化过程的主要特点，那么有效的政治开放必须和国家制度建设结合起来。忽视方方面面的国家制度建设，民主化并不能导向人们期待中的民主政治。相反，很有可能导致一种人们应当加以努力避免的政治局面，正如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验所展示的。“改革三步走”想说明的是民主政治不可避免，但要追求人们所期待的民主政治就必须跳出简单的民主政治思维。民主政治是国家制度建设的产物，而民主政治本身并非国家制度建设的有效方式。要追求优质民主，避免劣质民主，中国仍然有巨大的空间进行国家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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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与致谢
一、近年来对改革的争论
1．政治改革呼声四起
2．随之而来的疑问

二、中国改革模式的逻辑
1．分解式改革
2．改革的主体性方向

三、中国改革的三个步骤
1．经济改革
2．社会改革
3．政治改革

四、改革的现状和动力
1．改革的现状
2．改革为什么变得那么困难
3．顶层设计与改革动力

五、社会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
1、社会改革和社会管理
2、社会改革和中产阶级
3、分税制的再改革与社会建设
4、国有企业改革与社会公平
5、举国体制与赋权社会

六、政治改革及其未来
1．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模式
2．传统政治的开放性和封闭性
3．文化传统与当代政党制度
4．共产党主导下的开放性政党制度
5．政治开放性不足的消极性后果
6．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
7．基本国家制度的开放

七、民主化
1．争取优质民主，避免劣质民主
2．泛民主化的弊端
3．民生经济与优质民主
4．中产阶级与民主的进步
4．简短的结论

第二部分 改革策略篇
一、改革深，社会稳
1．改革的意义和方式
2．国家制度与好的民主
3．执政党在改革中的重要责任
4．改革的技术与策略

二、中国的转型与国家制度的构建
1．从开放的角度理解出路
2．传统政治与现代政党
3．国家制度建设应比大众民主优先
4．改革不可能完全理性
5．“中国模式”的概念尚未清晰
6．我所有的东西都是围绕国家和社会

三、社会改革比政治改革更重要
1．认真研究各种主义的本质含义
2．中国发展背后是一种文化价值
3．民生进步是民主化的前提
4．民主是一国一模式
5．各阶层和平相处、共同发展
6．中国社会是危机驱动型社会
7．共产党必须成为改革主体
8．平衡好亲商与亲民

四、中国改革路线之变
1．十七大是个新起点
2．实际上的行为联邦制
3．社会民主有利于中央权力
4．社会改革正式成为头等议程

五、政治方式保护不了财富
1．移民的现状和深层原因
2．需要建设一个保护财富的机制

六、暴力的蔓延及其社会起源
1．中国特色的暴力生成机制
2．重建国家和人民的直接联系

七、中国的社会信任危机
1．中国社会信任问题的历史起源
2．中国社会大转型：“信任”的国家化和市场化
3．当代信任危机的三个维度
4．构建新形式的社会信任

八、中国政治改革从县政开始
1．莫名其妙一个“恨”
2．“我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
3．要想办法和百姓联手

九、广东改革关系到国家未来
1．他与中国
2．精读中国

十、顺德改革的下一步要赋权于社会
1．改革亮点在于解决基层政府内耗
2．顺德改革具有可复制性
3．改革动力来自民间和社会
4．广东特点是强政府、强社会

十一、中国的“共享价值”
1．中国要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
2．实现领导潜能要看领导机制的建设
3．如何学习新加坡

十二、中国要有自己的话语权
1．中国政治改革及其方向
2．中国的国际责任

十三、新加坡是优质民主
1．新加坡是亚洲第二个优质民主
2．优质民主需要有意识的制度创新
3．中国向新加坡学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