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政治风险差异增大且规避难度增加
由于民族矛盾冲突带有很强的文化冲突特征，与历史、文明进程及宗教价值观密切纠结，因此其外在表现形式多种多样，而所诉求的解决方式也千差万别。民族矛盾和冲突的这种复杂性、多样性，使海外投资企业在判定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政治环境时的不确定性大为增加。
五、国内企业的“政治风险”
可见，政治风险主要是针对跨国投资的企业而言，它的形成涉及政治、法律、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多个方面，这里的“政治”具有特定含义，应作扩大解释，并非仅仅指政治制度或体制因素导致的企业风险，是企业跨国投资时必须予以充分重视的特殊风险。无论是我国企业越来越多“走出去”还是跨国公司来华投资，越来越成为普遍的现象，这是我们在研究企业的风险包括法律风险时不得不给予特别重视的课题。从国内企业的视角看，上述各种原因的出现，相应地就会形成企业的各种不同风险。当然，企业走出去的法律风险与政治风险并不是同一概念，后者应该是一个企业跨国投资时东道国在不发生政治风险的情况下仍然存在的法律风险，这往往是对东道国法律不够熟悉导致的风险。
但是，由于政治风险多数是因为东道国的法令、政策变化所引起的，尽管这种变化往往只针对外国企业或外资企业，但在形式上同样表现为法律变动、政策调整，在最终结果上也表现为企业某种程度的损失。在这个意义上，政治风险不但是一个适用于跨国企业海外投资时的概念，而且可以借用其精神实质，把它扩大到任何一个企业的风险管理中。具体来说，跨国企业在东道国所面临的这种政治风险，对于任何一个企业都是存在的，即使企业不从事跨国经营，同样存在一定的“政治风险”，一是国家在不断地制定和调整产业政策、区域发展政策及相应的对外开放政策，加紧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而国家围绕产业调整的政策行为改变着投资项目运作的政策环境，使已实施的投资项目所享受的优惠条件或待遇不复存在。二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过程中对企业的影响尤为明显，曾经存在的私营企业挂靠集体或政府的“红帽子企业”，背后就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因素，2004年“修宪”及2007年物权法出台前“私有财产是否应与公有财产一律平等保护”的激烈争议，同样有很深的意识形态因素，时至今日，虽然“公”与“私”等意识形态话题逐步淡化，但依然存在，特别是这种一直以来根深蒂固的观念与现实的利益格局形成某种对应的紧张关系时，就会进一步演化成复杂的社会问题，最终会成为影响政府决策和立法的重要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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