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瑞麟（笔名雪千里），汉族，中共党员，现为中国政法大学特聘博士生导师。
    曾担任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刑法教研室主任、研究生刑法专业导师组组长，兼任中国政法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和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市法学会理事等。
    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期间，主讲过《中国刑法总论》、《中国刑法分论》、《苏联东欧刑法》、《俄罗斯刑法》、《刑法理论前沿问题》等课程，曾应邀在黑龙江大学、北京大学、吉林大学、石河子大学等作过刑法专题讲座。主持或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包括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曰、公安部科研项目等的研究。个人专著有：《犯罪客体论》、《俄罗斯刑法研究》、《俄罗斯罪过理论研究》、《文物犯罪研究》；主编了《刑法的修改与完善》、《金融犯罪研究》、《金融犯罪再研究》等著作；参与撰写的作品有：《当代中国刑法改革》、《中国预防犯罪通鉴》、《外国监狱史》、《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法制》等。另外还发表论文10余篇，其中有的被评为中国政法大学和司法部的优秀论文。
    曾被评为中国政法大学优秀教师、北京市优秀教师，获全国优秀教师提名等。

    《七十自画像：在刑法学领域内漫游》主要内容包括：序、刑法总论编、关于毛泽东刑法思想的几个问题、关于刑法立法解释的几个问题、判例变更溯及禁止原则探究——兼论对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鉴借、关于犯罪客体的几个问题（上）、关于犯罪客体的几个问题（下）等。

    六
    1986年3月回国后，我继续在刑法教研室任教。当时的刑法教研室成员较多，多时达30余人，犯罪学、刑事执行法学从刑法教研室分离出去后，纯刑法的教员也有20多人，是中国政法大学最大的教研室之一。我在这个教研室里当了16年的“生产队长”，先是副的，后来“熬上”正职。2002年，根据学校教学科研机构改革方案，教研室改为研究所，这时我的年龄太大了，显然已不适宜当什么所长。学校机构改革使我成为中国政法大学最后一任教研室主任。这期间，虽然也有所谓的“升迁”机会，但我这个人既不善于管理，也不会应酬，有时连自己都管理不好，更何况管理他人。因此，被我婉拒了。但教研室主任不一样，是民选的，人家投你的票，你总不能不识抬举吧？这是我难以拒绝或者拒绝不了的原因。在教研室待了17年（包括出国前的一年），自然对它有一种感性认识和体验。
    我校的教研室制度是20世纪50年代从苏联引进的，它更多地参照了苏联法律类院校的结构设置。作为中国政法大学前身的北京政法学院就是一所专门的法学高等院校。随着教育的发展和需要，我校已成为多学科有机共存、协调发展的人文社会科学类国家重点大学，但它以法学为主体的性质并没有变，这从学校法学类学生的招生数量以及法学院、民商经济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国际法学院等在学校中的地位就可以看出。在一个全日制在校生上万人的大学里，法学同专业的教员多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要承担全校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授课任务及其论文指导、答疑等。如果同专业的教员太少肯定不行。另一方面，当一个二级学院拥有数个由一二十名同专业的人组成的教师群体时，对教师实行直接的、个别交流和管理是困难的，这就是作为基层的教学科研单位的教研室（或研究所）存在的合理性根据。在这方面，我校不同于国内文理兼备的综合大学，更有别于国外一些大学的法学院。从我参观访问的美国、加拿大以及与我国毗邻的韩国、日本一些大学的法学院看，它们的规模小，正式聘用的同专业的教授也就一两名，在这种情况下，设立教研室这样的单位显然是不必要的。看来，教研室的设立与否取决于国情和学校的性质与结构特点。
    ……

序——借序发挥
刑法总论编
关于毛泽东刑法思想的几个问题
关于刑法立法解释的几个问题
判例变更溯及禁止原则探究——兼论对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鉴借
关于犯罪客体的几个问题（上）
关于犯罪客体的几个问题（下）
犯罪客体的分类
关于犯罪对象的几个问题
论刑罚效益的概念
别急，这事不能没商量——对话《刑法知识去苏俄化》的作者
迟来的反批评——对话《刑法原理入门》序之作者

刑法分则编
关于罪名规范化、统一化的思考——刑法修改与完善若干问题的探讨（笔谈会）
关于文物犯罪几个问题的思考
试论偷越国（边）境罪的既遂与未遂
论伪造货币罪

外国刑法编和比较法编
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的修改与评析
俄罗斯刑法中的犯罪概念
嬗变中的俄罗斯犯罪客体
俄罗斯罪过理论的几个问题
苦命的广义罪过理论
历史与现实：俄罗斯立法中的死刑
英国性犯罪视角中严格责任之考察
大陆与澳门自由刑之比较研究

附录
教师是科教兴国的中坚力量——教师节北京高校教师座谈会发言纪要
文章千古事甘苦寸心知——记著名刑法学者薛瑞麟
述而兼作读教为乐——访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薛瑞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