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大家讨论的一个问题是：经常把具体的政策问题，就是完全属于权变范畴的问题，与最高层级的“经”的问题、最基本原则的问题混在一起。从最高的层面，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中国这样一个既有几千年文明又有一百多年现代历史的国家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或者中国想成为什么国家？宪政上仍然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还有，这些和具体经济政策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为什么常常扯在一起？为什么我们说到一个具体问题都会立即上去到最高宪政问题，马上导致对宪政的否定？
事实上，中国经济上这么大的成就都没有成为一个正当性的基础，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如果一个执政党取得这么大的经济成就，毫无疑问其正当性的基础是得到稳固的。而中国却不是这样，这才是我们要检讨的问题。
因此，第一是要回到最高问题上，例如我们讨论中国道路也好等等，要讨论的是在最高宪政上，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具体很多问题是有权变的，比如说对于社会主义的问题，我觉得儒家社会主义是一个基本的问题，而且伸缩度很大。接下来可能第二大的问题，儒家社会主义是不是一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有一个根本性的、制度性的切合关系，这也是在一个层面上的问题，然后才是经济上的各种问题。我认为经济上的问题比如说是不是一定要公有制才是代表社会主义，这个都不重要。我并不认为一定要公有制就代表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主要是一个平等问题，是一个分配上相对能够保证比较有平等原则的，不管哪一个国有也好、私有也好，所有制不是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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