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剧目遭遇政权
听起来似乎不合情理：我热衷于阅读《年鉴》，这份刊物给我带来的愉悦与阅读《经济学家》（Economist）有点类似：这两份刊物——犹如市场晴雨表的《经济学家》和德高望重的国际政治编年读物《年鉴》——的评论是如此详尽优雅，以至于令我颇有兴致地将为何以及如何反驳其观点视为一项有趣的挑战。 这两份刊物囊括了或远或近、一切与斗争政治有关的新闻事件。 早在1758年，埃德蒙，柏克( Edmund Burke)便创立了这份他视之为英国和世界政治编年录的刊物；等到他发表那些不赞同法国大革命的文章时，这份刊物已运作超过了三十年。
柏克出生于爱尔兰，他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认同英国当局。譬如，他在18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发表言论，认为只要美国领导人伸张的诉求有理有节，美国人民的权利就应当得到支持。与他以往三十余年的政治立场相一致，在柏克有关法国大革命的评价的开篇伊始，即对支持法国大革命的英国人提出了批评，在他看来，这些支持者所赞扬的是一种不当和危险的斗争形式。柏克坚持认为，普通民众不应当自行执掌法律。这些观点为这份刊物此后的思想轨迹留下了长长的阴影。
基于某种修辞意义上的巧合，我们常常强调1989年东欧剧变时，正值法国大革命爆发两百周年之际。对于充满了喧哗与骚动的1989年，《年鉴》杂志的社论自觉地效仿（并引用）了柏克当年的论调。这篇社论警告道：革命与民主之泛滥，其最终的走向是新的暴政，“尽管已经过去了两百年，但是，无论对于我们还是对于社会主义阵营莽撞的改革者们，柏克颇具洞见的见解都依然富有教义”——对于这一迅猛而具有深远意义的政治环境的变化，戈尔巴乔夫先生的开放政策是一剂催化剂；这一变化——尤其是1989年最后三个月的变化——是当代世界在此前从未经历的。仅仅数年以前，东欧国家的反政府示威活动的不出预料的结局，还是一以贯之的苏联介入、军事镇压以及对至高无上的集中性权力的一再重申，是烈焰的压抑直至有朝一日忍无可忍地再次爆发。(Annual Register 1989，3)。
按照《年鉴》社论中在其他地方的说法，中国的政权体系成功地避免了柏克两百年前所警示的、亚里士多德两千年前所担心的民众走向大众暴政，并进而走向新的专制。这篇社论的潜台词是：一旦中国人民作为一个整体准备妥当了，他们就将顺理成章地得到并享有民主。
这个观点值得商榷。正如本书随后的章节所详细论述的，在我看来，民主化的发生和发展常常既是斗争的结果，又是新的广泛斗争的源头，所谓以和平的方式平稳地迈向有序的民主，不过是一个行不通的神话而已。接下来，本章有意对这一主题继续进行分析，并假设借助这样的分析——譬如，展现与中国相似的政权体系下颇有特色的诉求伸张活动与其他苏维埃政权体系下的类似活动的区别——有助于简洁明了地刻画出政权与斗争剧目的系统联系。斗争剧目所呈现出的系统性差异，有助于我们澄清哪些是需要作出解释的，并向我们提供一份可能的解释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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