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福利国家之父——贝弗里奇
1940—1941年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走向纵深的生死关头。盟军经历了敦刻尔克大撤退，保住了33万人的军事实力，其中英国远征军就占了23万，使英军侥幸逃过全军覆没的劫难；而法国仅仅6个星期就在德国发动的闪电战中遭受灭顶之灾，品尝到了亡国的耻辱滋味；法西斯德国在英国空军顽强的抵抗下无限期地推迟了登陆英国的“海狮计划”，野心勃勃的希特勒又将战略目标转向了苏联。
就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处于战争中的英国政府，却将目光转向了自己的智库，启动了一个有关战后福利政策的全景规划。为什么是在这个时刻，为什么战争的硝烟还没有散去就开始谋划战后的秩序？或许是“日不落帝国”惯常的自信使英国人在心理上稳操胜券，或许是战前经济危机带来的社会阴影还没有退去，抑或许是残酷的战争使政治家们更加深刻地反思到社会稳定的重要？具体的原因我们留待以后去探讨，反正，1941年，英国成立了一个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的部际协调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任务就是制订战后社会保障计划。
当时，英国的战时内阁不管部部长是阿瑟·格林伍德，他还兼任着英国战后重建委员会主席。他要寻找一个合适的人选，来领导这个新的操持社会保障与服务事业的部际协调机构。经过反复考量，格林伍德决定，委任经济学家贝弗里奇爵士担当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部际协调委员会主席。
提起威廉·贝弗里奇，就不能不谈到汤恩比馆（Toynbee Hall），这是最早出现在英国的社会工作慈善组织会社，曾经给了青年贝弗里奇一段重要的生活经历。在英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同时，资本主义的各种弊病也如影随形地显露出来，特别是经济危机的出现，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失业和贫困问题尤其突出。当时的一些进步知识分子为了研究和解决社会贫困问题，主张大学生到贫民区与底层民众一起生活，深入了解贫困的真实状况，推动问题的解决，这就是所谓的大学睦邻运动。1884年，英国牛津大学讲师巴奈特（Samuel Barnett）在伦敦东部贫民区创设了一个“大学睦邻区”，取名汤恩比馆，以纪念献身于大学睦邻运动而英年早逝的大学生汤恩比（Arnold Toynbee）。汤恩比馆的宗旨是，让大学生在与贫困社区居民的日常相处中，了解他们的现实需求，运用自己的知识并尽力调动当地的民力，为本社区的民众服务。这个机构不仅开展社会调查收集个案，进行一些专门化的社会政策研究，而且在社区开办夜校，协助成立文化团体和协会，帮助工人们解决现实的生活问题，所以它也是世界上第一所以社区改良、社区福利为中心的社区服务机构。汤恩比馆特殊的学习和工作方式，吸引着年轻的贝弗里奇，他和许多家境条件优越的大学生都来到这里学习。汤恩比馆提供的在现实环境中实习的机会，使他们在牛津大学中被唤起的对社会事务的关切和最初的社会责任意识有了一个施展的空间。通过实习，贝弗里奇以及像他一样的年轻人不仅掌握了大量关于贫困问题的第一手资料，而且亲身接触到处于社会底层和边缘的人们的苦难。那些失业者的漂泊和无奈，那些老年人的凄惨与悲凉，引起了贝弗里奇的深深思索：一个走上了工业化发展道路的现代国家，一个有着悠久文明传统和丰饶财富的国家，难道不应该在基本生活条件上使它的所有国民维持最起码的尊严吗？又应该通过什么方式、什么政策来最有效地实现社会化的民生保障呢？早年生活场景中不可磨灭的印记，为他日后提出社会保障网的宏观构想铺下了重重的底色。
大学毕业后，贝弗里奇做了律师。1908年，他参与组建国家职业介绍所体系，这是英国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而建立国民保险制度的开端。他还参与了1911年英国失业保障法案的制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投身于劳动力动员与调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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