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帝国主义也没有能力从结构上解决上面我们提到的问题。于是，现在又回到我刚才提出的关于十月革命的问题上。十月革命之后建立了国家社会主义，产生了两极世界。在强大的变革压力下，“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帝国主义”不仅没有灭亡，反而更加强大了。那么，帝国主义潜在的能力怎么被动员起来了呢？当我们以批判的眼光看待帝国主义今日现状的时候，这个问题是必须回答的。如果现实社会主义继续挑战帝国主义，那帝国主义有可能在近百年的历史长河里濒临灭亡吗？有没有公民运动和人民运动能够温和地、民主地打倒帝国主义，把它改造或者改变成可以忍受的、人道的社会？我们今天能不能绕开十月革命的道路，而实现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人类理想，或者走得更远？无论这个还是那个问题，我们都无法回答。历史不是叫我们做数学练习和解数学题。历史永远是分阶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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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纳克的这一逻辑使他变得闭目塞听，故步自封。我坦率地承认，他的说法颇具传染性，讲起道理来也头头是道。如果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差，那么，公开性和改革又有什么意义呢？他们最好是（像我们这样）正经地工作，而不是整天夸夸其谈。党应该发挥领导作用，而不是去重复那些知识分子的发言。有时，昂纳克评价事物的水平还不如小酒店里的政客。显然，他忘记了，正是这个苏联，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做出了不可估量的牺牲。为了帮助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和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几十年来在财政上做出了重大的牺牲。苏联为了与西方保持军事势力平衡，不惜国民经济比例失衡，为国防建设注入了大量资金。同时，苏联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即使造成政治结构性问题也在所不惜。如果柏林方面认识到这些现实存在的问题，那就应该正确对待自己国内出现的问题。因为，不管我们与苏联有什么样的区别和特点，最终我们是苏联阵营的一部分。昂纳克对苏联的态度说到底是一种自我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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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着微小差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情况也是这样。在我国，最重要的任务是完成生产计划和数量指标。苏联比美国多生产一袋水泥、一吨钢材，都使我们感到欢欣鼓舞，但是，我们却没有问问：这些产品的质量如何？用它们生产出来的是什么？我们为最大的褐煤挖掘机，为世界上第一艘原子破冰船感到自豪，但是，我们却没有问问：把它们建造出来有什么目的？我们向我们的农用飞机脱帽致敬，因为它们把大量化肥抛撒在广阔的田野上；我们坚信，这就是进步，这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进步。实际上，大量施用化肥不仅损害了农作物，而且还污染了地下水。我们用大字标题证明我们生产了2.2亿吨谷物，但是，我们却没有问问：它们是在多少公顷土地上生产出来的？要是我们果真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可能就会听到这样的回答：每公顷的平均单产只有170吨或者更少。有的年份，1万平方米播种面积的小麦产量还不到1000公斤，这样低的产量确实可笑，要是在别的地方，绝不会把联合收割机开进田野，因为这种机器消耗的汽油价高于所收谷物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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