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良，解放前曾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并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1951年从上海团市委调到团中央国际联络部，从此开始了近50年的外事工作经历。
    1972年起在中央对外联络部任副局长、局长，1981年任副部长。1985年至1993年任部长。
    1993年至1998年任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
    曾任第四、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第十三届中央委员。

    新中国建立前，我在上海参加中共领导的进步学生运动，在美国教会办的圣约翰大学“学习”了五年，因此懂一点英文。1951年调到团中央国际联络部，主要是参加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多边外事活动和国际反对“修正主义”斗争。文化大革命中获得 “解放”后，在当时团中央停止外事活动的情况下，1972年调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继续从事国际青年工作。粉碎“四人帮”后，参加了中联部揭批 “四人帮”和拨乱反正的简报工作以及参与起草为老部长王稼祥所谓“三和一少”错误平反的请示报告，参加了1980年中央召开的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四千人大讨论，因此查阅过不少外事工作的历史资料。1981年担任中联部副部长特别是1985年底担任部长后，中联部主要是研究党的对外丁作战略指导思想的调整，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危机和西方对华制裁两场国际风暴。1993年至1998年担任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开展对外国议会的工作。一起来翻阅《对外工作回忆与思考》吧！

    1953年起我国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同年朝鲜停战。
     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的日内瓦会议达成越南南北分治等协议。会议休会间隙，周恩来总理访问了印度和缅甸，中缅、巾印发表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联合声明。我有幸以《中国青年报》记者的名义去日内瓦丁作，增长了见识。
     1953年9月，中联部提出建议，指出：中国式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日本行不通。1954年中共、苏共两党建议缅甸共产党（以下简称缅共）、马来西亚共产党（以下简称马共）在条件成熟时，以合法斗争代替武装斗争；1955年12月马共同马来亚当局和平谈判，由于双方力量悬殊，没有达成协议。王稼祥部长在1955
     年3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发言指出：“应当正确地应用马列主义、毛主席关于中国革命理论以及巾国革命经验。中国革命的理论与经验对于亚洲各国的兄弟党都是有重要的意义的，但是假如我们把经验教条主义地搬到外国，那是非常危险的。”1956年中共召开八大，56国共产党代表团应邀前来。我曾被部里借调来接待摩洛哥、比利时代表团。
     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会上做了揭露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赫在大会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观点，中央特别重视的是赫提出要改变“把暴力和内战看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唯一途径”、有可能通过“取得议会中稳定的多数”获得政权。我党后来一再指责这是修正主义的“和平过渡”论。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的“罪行”，在全世界引起了反苏、反共的高潮，我党发表了两篇文章，1956年10月，我党又帮助苏共处理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1957年11月，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提出：国际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社会主义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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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指导党的对外工作（1951—1993）战略思想的变化
从1957年莫斯科青年联欢节看团中央外事活动对外交、文化、体育工作的重要作用
1961年青年代表团在厄瓜多尔“坐洋牢”的经历
无私无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1962年被扣上“三和一少”修正主义罪名的真相
周恩来与1973年廖承志访日团
铁托与华国锋的互访——对改革开放带来启迪的外事活动
中同青年代表团第一次访问美阂
1984年！千日本青年来华友好联欢——一次成功的有宝贵经验的国际活动
胡耀邦外交活动的创新——随总书记1986年访问英、德、法、意四国
试谈耀邦为我同对外政策在新时期的调整
国际共运危机和西方对华制裁
中日关系六十年（1945—2006）的一些大事
回忆同吴学谦在一起的时光
从三个联合公报看美台军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