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关注马克思早期法哲学与政治哲学研究，也是特别希望从思想史的层面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的发生史。通常，学界把1843年看成是马克思从激进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转折点。按照这一看法，马克思在此前并不真正关注共产主义，而是在恩格斯及赫斯等人的影响下，经过政治批判的迂回，从而走向共产主义的。这一陈说看起来并无问题。但我们关注的恰恰是，马克思在激进民主主义思潮上的迂回意味着什么？大多数研究对这一问题语焉不详。似乎大家都接受一个现成的说法，即青年马克思有那么一段时间（1843年）是激进民主主义者，即在作为理性的自由主义者（同时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到共产主义及科学共产主义者之间，马克思在1843年成了激进民主主义者。然而，依照通常的说法，这一年的马克思在很多方面都还只是费尔巴哈主义者。费尔巴哈并非激进民主主义者。这样，一个理解上的困境便是：究竟是什么思想资源使得马克思成了激进民主主义者。在本书看来，1843年马克思的思想，正在经历突破欧洲启蒙思想传统（连同自由主义、浪漫主义以及历史法学派）。与此同时，马克思还需要正视并回应当时的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宗教传统。而正是在出离这些思潮的过程中，包括出离青年黑格尔派的过程中，如同马克思接受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一样，马克思转向了唯物史观．马克思在激进民主主义上的逗留，其实质是政治批判，其意义在于，一方面在思想道路上进一步清理保守主义，防止启蒙走向自身的反面；另一方面积聚力量，使随后形成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更为稳健。激进民主主义乃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的有机环节。
事实也应该作这样的理解，这样的理解牵涉对一些既定的马克思主义史观的新理解。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中已经扎下了无神论与唯物主义之根（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视信仰与认识论为本质上同一的东西，这里显示出黑格尔主义的思想效应）。《莱茵报》时期物质利益的困惑，实际上意味着马克思开始注重于从社会现实特别是经济层面思考入的问题，这为马克思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强调社会历史的经济层面埋下了伏笔（直到后来第二国际把唯物史观仅仅看成经济决定论从而为恩格斯自觉地加以批判为止）。《德法年鉴》时期所强调的政治哲学与法哲学批判，便是从社会理论与政治哲学层面为唯物史观奠定基础，一是市民社会批判理论以及相关的社会解放思想，二是告别宗教批判的政治批判，把批判之矛直指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三是阐述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的统一关系，从而敞开了唯物史观的历史前提。而《1844年手稿》则通过哲学人类学，进一步阐明了实践、人、社会、历史等要素的统一陸，使得黑格尔的辩证法方法得以复活，并使得唯物史观的解释体系得以可能。在这一基础上，在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通过与费尔巴哈、黑格尔以及德国古典哲学的公开决裂，从而宣告了唯物史观的创立。
列宁曾把马克思主义的来源概括为三个，即德国古典哲学、法国空想共产主义以及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这当然是十分精辟的概括，但却不能由此成为理解马克思主义来源的教条。在我们看来，列宁所说的三个来源，乃欧洲启蒙传统的思想成果，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与法国空想共产主义，正是英法两种启蒙传统的成果，而德国古典哲学，同时也是德国启蒙传统的直接成果。正如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指出的那样：“现代社会主义……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①相比作为空想社会主义的“现代社会主义”而言，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更是超越欧洲启蒙传统的伟大结果。因此，从超越和出离启蒙思想传统的意义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便十分必要．对于理解1843年马克思进行的政治与法哲学批判思想，也复如此。我们知道，《德法年鉴》时期通常被看成是马克思从激进民主主义向科学共产主义的转变的标志。但是，这一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漫长思索的结果。这一转变意味着青年马克思对欧洲近代思想传统的艰难而坚定的超越与出离，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起点的政治批判与政治解放思想，本身就是马克思出离并突破当时德国种种思潮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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