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1844-1912），美国传教士、外交官。他于1869年来华，先后担任美国驻华使馆翻译、头等参赞、署理公使等职。曾参与起草1880年关于华人移居美国的条约，在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访华期间曾接待陪同，在处理美国侨民在华经济纠纷和教案方面不遗余力。1885年回到美国后，他把自己在中国的见闻和对中国人的认识编撰成书，于1895年出版了颇具影响的《中国人的本色》一书。

    费正清说，中国人有一种深藏不露的文化优越感。过去的数千年来，中国人一直认为自己所在的地方是“世界的中心”。传统的政制，又几乎剥夺了人们独立思考的能力。
    所以，中国人勤劳、善良，却独善其身而漠视其他。当“帝国陨落”之后，他们又死扛着面子，自卑地回忆过往的唐宋荣景。
    如果本书能成为一面“镜子”，则盼望国人能从镜子中看到面上的痤疮、污斑，然后，挤破脓包，抹去污渍，找回真本色。

    西方人习惯于误会和曲解中国的一切事物，这已然成为了一条规律。如果说这种误解在种种方面都是不可原谅的话，那么涉及对这个帝国政府的理解，应当对西方人多多谅解。
    对于现代政治制度背景下的西方学者来说，政府权威应当或多或少、或者完全建立在公众投票选举之上；政府要实行分权制衡，并建立与之相关的权力制衡机构；政府还应实行政务公开，让自己的行为处于人民的监督之中。然而，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古老政治制度看起来是个毫无希望、难以理解的谜团。在西方学者眼中，中国政府就像是一个复杂的、纠缠不清的、而且互相冲突的权力的混合体。他们试图解开这一团乱麻，然而这只是徒劳，他们自己深陷其中，无所适从，最终不得不纷纷放弃。他们不明白，如此的政府体制怎么能够一直存在至今？他们更不明白，中国人怎么能够在这样的政府管理下生存？不得已，西方学者给中国政府贴上了“专制政治”的标签，随后便不再去深究了。
    西方人能得出如此的结论一点也不令人奇怪，他们游离于中国之外，并没有深入中国的内部进行调查研究，而是仅仅以观察者的身份从外部进行考察。中国人拥有极少或者根本就没有那些西方人看来极其重要的权利。事实上，他们也没有得到那些权利的强烈渴望。在中国，审判没有法庭，他们从来都不曾知晓有陪审团参加的审判。中国的大多数原告都宁愿相信父母官一个人，也不愿意信赖由十二个人组成的陪审团。不像英国人和美国人，中国百姓的概念中根本就没有“人身保护”等类似的词语，他们更不了解西方人耳熟能详的“权力保护神”和“大宪章”。虽然他们对我们的选举制度感到好奇，但并非真正感兴趣，更不以为然。
    在选择统治者和组成立法机构的过程中，中国人从来都没有发言权，也起不到直接的作用。中国的法律是简单的皇帝个人意志的体现，是由单个案例堆砌而成的。当然，中国也有一部全国通行的法律①，那是许多世纪以来历朝皇帝政令的累积和有序排列。它是从无数的案例中搜集整理出来的，其内容几乎涵盖了不同领域的各种案件及其可能的所有细微情节。中国人普遍对律师持有一种无法克服的厌恶态度。在西方司法审判程序中，中国最强烈的反对就是我们允许律师的存在，并且在法庭上雇用他们。中国一位著名的政治人物曾经对我说：“我们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判断力，能够依靠常识去发现每件案子的关键点，作出公正的判决。我们并不需要雇用别人来混淆是非、颠倒黑白。”
    ……

前言
1.导言:中国！中国！
2.宗法制度
3.语言文字
4.家庭生活
5.社会生活
6.宗教信仰
7.封建迷信
8.辫子
9.司法制度
10.官民关系
11.教育与文学
12.礼仪和礼节
13.商人与商计
14.穷困阶层
15.财政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