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看法，在以下语境中几乎是无法避免的：他坚决主张纪事作家掌握涉及历史事件之独特性的真理。当然，[历史]模式的重现是存在的，否则历史就无法给当下的历史观察者带来任何吸引力。但是，包括模式在内的一系列具体情况的独特性，也是存在的。重点在于，产生特定结果的某些人为因素的永恒重现，[65]以及每个历史情境下的重现之外在形式——的差异（《战争志》111.82.2）。
如今，当下的读者，或修昔底德所处时代之后的任一时代的读者，在阅读这位纪事作家时，也许能从中发现某种益处，这甚至能使我们更恰当地应对当下的灾难。但是，阅读修昔底德而获得的智慧并不是指向根除未来发生的灾难之起因（causes）。他并非说，通过理解公元前5世纪最后25年所发生的事情的真相，你将知道如何防止人们重现相同的浩劫和毁灭。远非如此，因为导致浩劫和毁灭的动机仍旧存在。然而可能的是，如果你从他们所有的个别性和独特性方面理解这一系列具体的[历史]情境，你就会获得应对由相同的动机制造出来的下一偶发事件所必需的技艺。
对像伯罗奔半岛战争这样一个历史事件的一种内在的真正理解，加上与之相匹配的必要特质——一个人对人之欲望的永恒性，以及对欲望所伪装的临时且独特的表现形式——的理解，这两者也许会在未来的政治观察者身上催生出唯一极富价值的品质，即敏锐的推测和对人们的政治活动的直观洞察。修昔底德正是本着这种心态（spirit）来谈论瘟疫，这场堪与道德和政治的灾难相比的重大自然灾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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