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文强也是巴南农民出身,所以才把两千万沉到鱼塘”、“贪官污吏多是农民出身!”之类的“网上跟帖”,则把制度所派生的“贪官污吏”直接归咎于农民的出身及其“天性”:贪婪而又笨拙。在当代中国的大众话语中,还可以看到另一种饶有意味的文化现象,那就是,作为农民的立身之本和劳作对象的土或土地,也变成了用来表达农民形象和气质的“土”。土里土气、老土、土包子、土老帽、土鳖,如此种种,都成为落后、落伍、不合时尚的同义词。尽管难以从辞源学的角度了解“土”字如何被赋予这种延伸意义,但是却可以推测这种延伸的文化内涵:将自然和自然性的土、土地与文化意义的“土气”联系起来,意味着在“洋”成为价值目标的情况下,通常被看作崇尚自然的中国文化,已经发生了向着轻贱自然的现代转变,“土”所代表的文化落后意味着自然的价值逐渐丧失。要强调的是,当80年代电视普及和电视节目娱乐化之后,大众层面的贱农主义也从个人性的日常话语变成集体性的公共话语。娱乐工具会不断地拿农民开涮,似乎只有如此才能具有喜剧效果,满足主流视听者的心理。其令人记忆犹新的代表性节目是“超生游击队”,它用合乎“基本国策”但也明显歪曲了的生育观来嘲笑农民的生育行为选择。其看似经久不衰的代表性人物是笑星赵本山,他和他的搭档及弟子们充分渲染“农民式的幽默”和可笑,以此作为卖点,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这一国家性的政治和文化仪式上连续登场,博得了“全国人民”的愉悦。然而,在上海人周立波的眼里,这群“农民艺术家”依然太土,难以与他本人放到同一个天平,因此他会不无造作地拒绝同登春晚的舞台,并创造了一个近乎经典的暗喻:喝咖啡的与吃大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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