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我们也会把他们拉回到我们初始的研究领域，但主要会是让他们谈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或许就是可以称为“村庄政治生活”或者“草根干群关系”的问题吧。我们不使用强制性的选择题；事实上，我们也放弃了很多我们本来想问但却没有主题限定的问题。对这个崭新的、完全没有预期到的话题，我们也没有利用正式的编码系统，来解读他们的言论的意义。我们甚至也没有想过，去询问一下其他村庄有关“星”的事情。这是这个地方的故事，这是这里的访谈对象热心且具体关注的事情，而我们则很高兴了解了他们所说的故事。之后我们也愿意去弄明白，他们的言论是如何跟我们的研究项目产生关联的；当然，更好的情形是，我们更愿去认真地琢磨一下这些访谈，进一步考虑，是否需要修改我们现在的研究项目（以及一系列我们正在谨慎使用的概念与理论），以便于能够把来自这个村庄的洞察和创见整合进来。
在这个特殊的案例中，我们没有改变我们的研究焦点，也没有搜寻新的概念或理论来秩序化我们的发现（在更宽泛的背景下进行的，有关“十星家庭”的比较与分类，参见Thogersen2000：138-40）。但是同样是在那个夏天，我们在山东其他地方以及湖北的实地工作，却真的把我们引向了从未预料到的方向。一些干部提到，在跟刁民或钉子户打交道时总会遇到很多问题。在我们的采访对象中，也有一部分人，他们也根据村民是不是讲理，把村民分成了两类。访谈开始之前，我们没有想到去开发出乡村抗议者的类型学体系，但是很快，我们觉得这个项目比原来的调查目标要更有意思（我们搜集的证据也更支持这样的研究）；而那时，我们原来的调查目标是：为增加村庄稳定性而设计出来的选举改革，实际上是不是降低了这种稳定性。
社会科学方法论领域的学者，把这种中途修正称为“交互式调整”（Gerring2001：231）或者“连续性定义”（Kaplan1964：77）。这就意味着，在开展研究（在我们的案例中，主要是通过访谈的方式）的过程中，研究人员探索的主题以及用来理解这一主题的概念或理论，是不断演化的。在这种解释性的研究工作中，“行”先于“知”（Jones1974）。理论和证据先是紧密纠缠在一起，同时，在研究结束之时，理论、概念与证据是整齐排列在一起，并相互支持的（Gerring2001：231；也见Deanetal.1969：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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