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凌霜公开宣称：“无政府主义以个人为万能，因而为极端自由主义，所以，无政府主义乃是个人主义的好朋友。”他还认为：“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是自由组织的，人人都可自由加入，自由退出，所以每逢办一件事，都得要人人同意。如果在一个团体之内，有两派的意见，赞成的就可执行，反对的就可退出，赞成的既不能强迫反对的一定去做，反对的也不能阻止赞成的执行，这岂不是自由吗？”无政府主义者对无产阶级所要建立的严格的组织纪律持极端反对的态度，认为“一有‘规则，，就没有自由”。
无政府主义者从反对一切强权，废除国家的观点出发，强烈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他们声称：“我们不承认资本家的强权，我们不承认政治家的强权，我们一样的不承认劳动者的强权。”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无产阶级首领也会变成“拿破仑…’袁世凯”。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人，“不过想取现在执政者之权以自代，所谓无产阶级乃其饰词！。他们还攻击无产阶级的国家、法律是”抹杀个性“，是”专制独裁。。在苏维埃国家里，“除了共产党人以外，一切的出版、集会都不能自由，而俄国的工人、农人之痛苦，何尝减于资本主义制度之下”。苏维埃政权是。小资本家——个人——没有完全打消，大资本家——国家——反而完全成立“。
无政府主义者还将无政府主义思想贯彻到生产和分配领域。在生产上反对一切集中，主张将一切生产机关委诸自由人的自由联合管理，实现没有任何权力形式的”生产自由化“。在产品分配上，他们则不顾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主张立即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方式。与此同时，他们还以小资产阶级的绝对平均主义攻击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是与“改良”无异的“不彻底的革命”，认定按劳分配会产生不平等和富有的特权阶级。黄凌霜说：“他们（指马克思主义者）主张按个人劳动的多寡来定酬给，那么强有力的将享最高的幸福，能力微弱的，将至不能生活。能力微弱的缘故，或关乎生理，非其人懒惰的罪，而结果如此，还说什么幸福呢？”
显然，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中国社会发展问题上，偏离了中国的实际。尽管无政府主义者在最初反封建专制统治的运动中体现了一定的进步意义，然而在真正需要建设国家，促进社会发展的时候，他们却提不出一个对社会发展有价值的方案。现代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决定了社会绝不可能处在一种无序化的状态下，无政府主义所诉求的绝对自由观，不但与社会主义题中应有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格格不入，即便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非一个理想的方案，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也是一个有政府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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