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br>这部集子的缘起是，今年（2011）9月1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一次学术研讨会茶歇期间，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出版社社长贺耀敏教授和我面谈，约我重新编一部个人文集出版。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我的五部专著和六卷本文集，现在又约我重编一部文集出版，对于人大出版社的这种盛情雅意，我极为感动，深为感激。<br>五年前出版的六卷本《方立天文集》，约结集了我的一半著述；现在这部文集，收集了迄今为止我撰写的绝大部分作品，并根据著作的性质，分别按中国佛教、魏晋南北朝佛教、法藏与《金师子章》、佛教哲学、中国佛教哲学、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中国佛教文化、中国文化与中国宗教、中国古代哲学以及杂著等不同内容，统编为十卷十二册，约五百万言。十卷本比六卷本增加了约一倍的篇幅，新增内容是《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一卷二册，中国佛教和中国佛教文化新增的文章较多，各成一卷，关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宗教的著述则合成一卷，杂著一卷包括多年来撰写的序言、前言、创刊词、书评、追念前贤、治学等内容。<br>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先后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哲学大辞书》（辅仁大学出版社，1993年后陆续出版）、《孔子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中国哲学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中国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等，撰写过中国哲学和中国佛教的条目。《中国哲学通史》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中的魏晋玄学和隋唐佛学部分为我所写，《中华的智慧——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精粹》（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一书，我撰写了葛洪、僧肇、法藏、慧能、韩愈、柳宗元、刘禹锡七篇。这些为集体著作撰写的稿子，均不收入本文集中。此外，有一些与他人合作而非我执笔的文章也未予收入。<br>新编十卷本文集的内容，反映了我半个世纪以来学术探索的方方面面，记录了我漫长学术生涯的前进足迹，也从一个小小的侧面展示了中华文化的丰富多彩，折射出了社会和时代的变迁、进步。借此作序的机缘，回顾和总结个人学术生命的历史因素、生涯规划、耕耘布局、治学方法、主要收获、经验教训以及人生体悟等，是我十分有兴趣的。<br>1949年我初中毕业。不久，家乡（浙江永康）解放。1950年春，我到上海，在华东税务学校（后与华东粮食学校合并，更名为华东财政学校）学习，随后留校工作。约在1953年，我由从事行政工作转为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工作，先后讲授或辅导过中共党史、联共（布）党史、政治经济学和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教学过程中，我逐渐对哲学的思辨性、抽象性产生了兴趣，幻想日后能遨游在自由的思维天地之间。1956年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鼓励年轻在职干部报考高校，我考取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从此我的生命开始真正和哲学结缘。学习期间，我又对中国哲学最为喜好，内心默默地许下心愿，期盼毕业后能从事中国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br>1961年北京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工作，这为我实现从事中国哲学教学和研究的夙愿提供了最佳的舞台。此后，我又想中国哲学历史很长，必须确立一个时段作为研究重点。经过反复思考，我确定以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哲学为学术研究的重心。这一时期的哲学广泛涉及儒家、道家、道教和佛教等多个领域，我又选定其中的佛教哲学作为研究重点。我之所以这样选择，一是深感佛教哲学内涵丰富，与中国文化、哲学的关系密切；二是受家乡、家庭传统佛教信仰的影响，对佛教有一种自然的亲和感；三是在治学取向上，个人比较偏爱冷门，好攻难点，不畏艰苦。也就是说，理智的判断、情结的作用和性格的特征，决定了我开始研究当时被喻为“险学”的佛学，且是勇往直前，义无反顾，永不走回头路了。<br>经过上世纪60年代初数年间的探索、运思、实践，我确定了个案研究与整体研究、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交叉结合、互动互补的佛教学术研究方案，并粗略地制定了近期、中期研究规划和长期目标。个案研究主要是佛教代表人物的研究。我认为，一部佛教史就是佛教代表人物和广大信徒的信仰修持史，一部佛教思想史主要是佛教代表人物的思想成果史。研究历史上的佛教代表人物，就能展示佛教尤其是佛教思想演变、发展的途径和内容。根据这一思路，我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代表人物如道安、支道林、慧远、僧肇、道生、梁武帝萧衍等着手开展佛教的研究。在日后的研究中，也始终倾心于对不同佛教代表人物如华严宗创始人法藏、禅宗创始人慧能等的关注和研究。<br>佛教文献是佛教思想研究的基础，把握佛教文献的文字、结构、内涵、实质，对于佛教思想的研究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在整个佛教研究工作过程中，我比较重视资料的积累，参加了《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3—1992）的整理工作，并对有的佛教文献做了标点、校勘、注释、今译，有的已整理成书出版。<br>在若干个案微观研究和一定资料积累的基础上，上世纪80年代，我又开展了对佛教的宏观研究。重点工作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佛教哲学的整体研究，也可以说是佛教哲学的现代化研究。我撰写了《佛教哲学》一书，在书中我着重论述了佛教的人生价值论、宇宙论（要素论、结构论、生成论和本体论）和认识论的丰富内涵，力求用现代语言表述佛教哲学理念，运用现代的多元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并力图立足当代社会背景，发掘和评判佛教的价值与弊端，贡献与缺陷。二是佛教文化的比较研究，也可以说是佛教文化的中国化研究。在《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专书和《佛教中国化与中国化佛教》等有关论文中，我把佛教中国化界定为“三化”，即民族化、本土化和时代化，并叙述了佛教中国化的不同阶段、途径和方式，还通过与中国的政治理念、哲学思想、伦理道德、文学艺术、民间信仰、社会习俗等的互动关系，揭示出佛教中国化的实质，总结出有别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教的六个重要特点：重自性、重现实、重禅修、重顿悟、重简易、重圆融。<br>我研究佛教秉持的是“中国本位”立场，我认为中国人是以先前本国文化结构去理解佛教的，是以中国人的实际需要和精神需求去对待佛教的，是以中国儒、道本土文化去改造佛教的。也就是说，我是在中国文化、思想、哲学的演变、发展的历史背景下，研究中国佛教文化、思想、哲学的流传、兴衰。因此，在我的学术生涯中，也分外重视对中国哲学的研探，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撰写了《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上、下册），由中华书局出版。我研究中国哲学的重要目的，其一是为了阐扬中华智慧，其二就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佛教哲学。<br>在以上微观和宏观的学术研究取得相应成果的基础上，我开始全力专攻自己学术生命中的“重点工程”，开展对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系统、整体研究。我从中国僧人的佛教著作出发，在与中国儒道思想、印度佛教思想的互动、比照中，千淘万漉，吹沙觅金，历时十五年，先后撰写百余篇文章，尔后形成了九十余万言的《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上、下卷）一书。全书设为绪论、总论、人生论、心性论、宇宙论、实践论（修持论）和结语七个部分，除绪论和结语外的五编三十二章为全书的主体，心性论与直觉论为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两大要点，由此而初步构筑了中国佛教哲学思想体系。在该书的“绪论”中，我分述了研究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具体方法：结合现代哲学发展的要求，筛选、归结中国佛教的重大哲学问题，构筑中国佛教哲学的思想体系；运用现代语言，诠释中国佛教哲学的概念、范畴；寻究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原来意义；体会中国佛教某些哲学语言的言外之意；探索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发展规律；总结中国佛教哲学理论思维成果；进行比较研究，以把握中国佛教哲学的思想特色；阐发中国佛教哲学的现代价值与意义。这八条是我的中国佛教哲学问题研究方法的初步归纳和总结。<br>从上述可见，我对佛教的研究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中国佛教思想家的个案研究、中国佛教典籍的整理、佛教哲学的现代化研究、佛教文化的中国化探索、中国佛教哲学思想体系的构筑。这五个方面的研究，大体上体现了我的佛教研究轨迹，构成了我迄今为止学术生涯的基本内容。<br>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我的学术视野有所扩大，研究领域也有所延伸。在中国佛教和中国哲学“双耕”的基础上，我对中华文化精神和中国宗教理论产生了兴趣，并结合实际工作需要，做了一些探求性和探讨性的研究。<br>探求中华文化精神，是为了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国民素质，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为此我撰文探求中华文化的传统和核心问题，提出了中华文化三大传统（儒家的人本主义、道家的自然主义、佛家的解脱主义）的看法，并认为人生价值观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人文精神即关于人的精神生活的方式、态度、思想、观点是中国国学之魂，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的主要精神，还强调思维方式对一个民族思考问题和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br>在中国宗教理论领域，我近年来一直在思考，正确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宗教观、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有着特殊的重要的现实意义。我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归结为宗教本质观、宗教价值观、宗教历史观和宗教适应观。我认为，对宗教的本质和功能缺乏科学认识，会导致宗教学和宗教工作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长期以来在宗教领域里流行的是“鸦片论”和“斗争论”，而毛泽东主席生前多次指出宗教是文化，后来中国共产党人又积极倡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提出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新命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主要脉络，就是从“鸦片论”、“斗争论”发展为“文化论”、“适应论”、“引导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领域的最伟大的理论创新，最重大的理论贡献；这对于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和推动作用。<br>清代散文家姚鼐说：“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 “义理”，指的是研求经义、探究名理的学问。回眸以往岁月，我在中国国学这块丰腴的田野里默默耕耘，主要是走探索义理之路，也就是着力探索中国哲学思想，尤其是中国佛教哲学思想。这是一个探索真理、追求真理的求真过程，也是一个体悟智慧、增长智慧的求智过程。每当回忆起驰骋独立思考、直抒胸臆的心路历程；每当回想起爬梳剔抉、笔耕凝道、学思有得、开心明目的收获时刻；每当联想起漫漫人生征途，深涧、峻岭，大川、坦途，独木小桥，阳光大道……此时此刻，不免心潮澎湃，难以自已！<br>光阴荏苒，人生无常。虽然如今我已近耄耋之年，但是“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今后我仍将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尽自己的能力和努力，争取有所撰述，从而为我们伟大祖国的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做出自己绵薄的贡献。<br>在即将结束序文时，我要再次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贺耀敏教授的盛情约稿，我还应该深深地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杨宗元、李红、符爱霞、吴冰华、吕鹏军、许微微、胡明峰诸同志，感谢他（她）们认真、细致、严肃的编辑工作态度。没有他（她）们的辛勤劳动，这部文集在半年时间里出版问世，是不可想象、绝无可能的。<br><br><br>2011年12月8日初稿，19日定稿<br><br><br>《法藏》自序<br><br>两年前，我尊敬的友人，美国天普大学教授傅伟勋先生来函，邀我为《世界哲学家丛书》撰写《法藏》一书。近日又蒙伟勋兄惠赠佳作《从创造的诠释学到大乘佛学》，书中《关于佛教研究的方法论与迫切课题》一文谓：邀请中国大陆学者撰写丛书，“对于海峡两岸的佛教学术交流具有象征性的时代意义”。傅先生和韦政通两位教授精心策划，主编《世界哲学家丛书》，不仅有助于推动中国传统优秀哲学走向世界，也有助于促进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增进两岸学者的同胞情谊。我作为一个大陆的知识分子，也正是为了祖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的继往开来的宏伟事业，而十分愉快地接受和承担撰写《法藏》的任务。<br>法藏(643—712)，是唐代佛教华严宗的实际创始人，一位著名的佛学家、哲学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和书法家。他的宗教活动和哲学思想给当时和后世的佛教生活和文化思想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深远的。在佛教史上，对于华严学思想的发展、判教学说和修行实践等，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变化，对于和天台宗、唯识宗、禅宗的关系，也带来了复杂的影响和作用，并且推动了朝鲜和日本的华严宗的创立和发展。在哲学史上，法藏以风格独特的现象论、本体论、人生理想论、心性论和认识论等，丰富了古代哲学的宝库，并推动了宋明理学的形成和发展。法藏在中国佛教史、哲学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我看来，法藏创立的佛教华严宗，在哲学思维、理论思辨方面，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代表了中国佛教哲学的最高水准。因此，系统地研究、总结法藏的生平活动和哲学思想，是有重要意义的。<br>本书的结构是分四部分，共设九章。第一部分包括第一、二章，叙述法藏的生平、创宗活动及其社会背景和学说渊源。第二部分即第三章，是讲法藏的判教学说。第三部分为第四、五、六、七、八章，全面地剖析法藏的哲学思想——世界观、人生观和认识论。第四部分即第九章，总结法藏的思想影响和历史地位。<br>第一、二章，突出法藏的创宗活动，围绕这一中心，详尽地介绍了法藏的生平事迹。书中叙述了法藏的身世、投师和披剃的情况，并从译经、著述、讲学、弘法、培养弟子和创建华严寺等，多方面地论述法藏创立华严宗的理论活动和实际活动。随后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角度，就唐代统一的政治局面、武则天的大力支持、雄厚的寺院经济和佛教自主性的提高四个方面，分析法藏创宗的社会背景。最后，阐述了《华严经》、地论学、摄论学、《大乘起信论》和天台宗、唯识宗对法藏思想的影响，以全面地揭示法藏的学说渊源。<br>判教学说是法藏学说的重要方面，也是法藏创立华严宗的重要标志。本书第三章以历史哲学的视角，认为判教论是一种佛教文献次第观、佛教义理深浅观和佛教派别优劣观，并就法藏先前的判教诸说、法藏判教的具体内容(五教、十宗、同别二教和本末二教)、哲学意义、贡献与缺陷，尽力作出平实的叙述和论说。<br>论述法藏的哲学思想是本书的主体部分，特设五章，分自然哲学、人生哲学和认识论三个方面，加以发掘、阐释。第四、五、六共三章论述法藏的自然哲学思想，是本书主体部分的基本工程。这三章把法藏的法界缘起论学说归结为宇宙生成论、宇宙圆融论和宇宙本体论三个层次，比较系统而详尽地介绍了法藏的三性同异、因门六义、缘起十义、六相圆融、十玄无碍和一心法界等学说及其哲学意蕴。第七章是论述法藏的人生理想论，着重说明成就人生理想的根据(佛性论)、实现人生理想的途径(行位论)和人生最高理想境界(佛身、佛土论)三个基本问题。第八章是着重讲法藏对宇宙和人生的认识方法，分别介绍了他的法界观、十重唯识观和妄尽还源观的内涵，揭示了这些观法的途径、目的、内在逻辑联系与思维特征。<br>本书最后一部分第九章，带有总结的性质，是从法藏的思想业绩出发，着重考察他在佛教史和哲学史上的作用与影响，然后评估其在历史上的地位。<br>在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和中国佛教的研究过程中，我对华严宗和禅宗产生了浓厚的探索兴趣，因为，在我看来，佛教中的这两大宗派，不仅是中国化了佛教派别，而且对唐宋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最为巨大和深远的影响，研究华严宗和禅宗，对于科学总结唐宋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br>撰写《法藏》一书是我研究华严宗思想的一个成果。在写作的指导思想和方法上，我注意了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学术性，即着重从学术的角度去论述法藏。学术性贵在实事求是，为此全书注意充分运用法藏的历史事迹和基本著作来加以描述性的介绍，并着重运用现代语言加以清晰的说明，以求客观而全面地论述法藏的生平业绩、哲学内容、思想作用和历史地位。二是思想性，全书的重点是论述法藏的哲学思想，即努力揭示、分析法藏著作中的哲学思想，加以现代化的表述、阐释。<br>我在写作时，特别重视阐发法藏的一系列概念、范畴、命题和思想的哲学意义，剖析其所含的哲学思想内涵，总结其思维方式的类型和特征，并适当地与当代某些相关学说，如一般系统论、宇宙全息统一论等加以比观评价，从而力求呈现出法藏哲学思想的真实面貌、基本特征和时代意义。同时，也指出法藏的哲学思想是如何为其佛教理想和佛教实践作论证的基本事实。<br>我希望本书的问世，有助于推动佛教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展开，有助于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传统，从而对时代精神、道德文明的建设产生积极的作用。最后，我对傅、韦两位教授邀我撰写《法藏》的盛情，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br>方立天<br>1991年6月30日<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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