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印度尼西亚在民族政策上的偏差和失误，直接强化了亚齐的民族分离主义
虽然亚齐闹分离有多种原因，但印度尼西亚政府的政策失误无疑是很重要的因素，印度尼西亚政府曾取消亚齐的地方自治权，并且，苏哈托在20世纪70年代末在亚齐强制推行同化政策，还强行在亚齐推行世俗的民事法，毫不顾及亚齐当地的伊斯兰教法规。这就使印度尼西亚中央政权在该地区失去民心，为分离主义势力的兴起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印度尼西亚建国初期，苏加诺政府从尊重印度尼西亚宗教与族群多样性的现实出发，提出“在多样性下的团结”这个基本原则上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而到了苏哈托“新秩序”时期，苏哈托用所谓的“一致性方式”解释“在多样性下的团结”，以对付宗教与族群冲突以及日益增长的独立诉求。由于“一致性方式”忽视了差异性（认为印度尼西亚已经是一个民族，使用一种语言），所以地方（尤其是外岛）的利益被严重忽视，在印度尼西亚的政治生活中，中央政府在文化、教育方面实行同化政策，在分配国家政治资源时，爪哇人总是得到优先考虑，而外岛人则处于一种劣势地位，这样就强化了印度尼西亚的民族分离主义。还有，“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埋下了民族分离运动的祸根。印度尼西亚地域辽阔而分散，号称“千岛之国”，属于地缘政治学上的“破碎地带”。印度尼西亚地理的特殊性使这个国家内部形成了中心与外围的特殊关系，爪哇岛高度集中了千岛之国的财富、人口和权力，而广大的外岛地区则正相反。这种破碎、分散的地理形势不利于各地区间的联系和中央政府实行有效的管理，成为民族分离运动产生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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