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g live the King!”美国《娱乐周刊》在《写作这回事》出版之际大声欢呼。一半是有史以来最畅销的恐怖小说之王的人生回忆录，一半是国家图书奖终身成就奖文学大师的创作经验谈兼写作大师班。手把手教有志于写作的文学青年要备好哪些必要的装备，如何像发掘一架恐龙化石一般将一个好故事发展成型，如何“关门写作，开门改稿”，甚而至于少用被动语态、“通往地狱的路是副词铺就的”等等谆谆教导。一切有关文学与写作的高头讲章均化作“卑之无甚高论”的如话家常，而且全部从自己的创作经历出发，将众多金氏名著的创作过程公之于众，坦陈自己的私心好恶。
　　除此之外，《写作这回事：创作生涯回忆录》在斯蒂芬·金的人生和创作生涯当中还具有独一无二的重要意义：1999年6月19日，斯蒂芬·金在外出散步时遭遇车祸，伤势危及生命。而这本回顾和总结自己的一生和创作经验的书还没写完，差一点真成了斯蒂芬·金的盖棺定论。在鬼门关转了一遭后，斯蒂芬·金在髋部粉碎性骨折、仍身受巨痛的情况下重新捡起笔来，艰难地续写《写作这回事》，坦陈：“写作对于我来说好比是一种信念坚持的行动，是面对绝望的挑衅反抗。此书的第二部分就是在这样的精神中写成的。正如我们小时候常说的那样，是我拼着老命写出来的。写作不是人生，但我认为有的时候它是一条重回人生的路径。”

　　简历
　　看了玛丽·卡尔的自传《撒谎者俱乐部》我很受震动，不仅因为它写得强悍，写得漂亮，语言清新自然，更是因为它全——这个女人记得自己早年的一切。
　　我却不是这样。我的童年过得古怪又跌宕，由单亲妈妈抚养成人，我小时候她老搬家，虽然我不太确定，可我觉得当她经济上或者精神上无力再应付我们兄弟俩的时候，偶尔可能会把我们放出去跟她某个姐妹住上一阵子。也许她只是在追寻我父亲，父亲当初攒下一大堆账单之后离家跑了，当时我两岁，哥哥戴维四岁。如果真是这样，那她从来没有成功找到过父亲。我的妈妈奈丽·露丝·皮尔斯伯里·金是美国最早的妇女解放分子之一，却并非出于自愿。
　　玛丽·卡尔把她的童年用几乎毫不间断的大场景展现出来。我的却是一片雾色弥漫的风景，零星的记忆片段就像孤零零的树木掩映其间……仿佛会一把攫住然后把你吃掉的那种树。
　　接下来就是若干这样的回忆，加上我青少年和年轻时代那些比较连贯的日月里撷取的一些快照。这不是一本自传。它更像是一份简历——我试图告诉大家一个作家是如何长成的。不是说作家是如何造就的；我不认为作家可以造就，不论环境还是个人意志都不能造就一个作家(虽然我曾经相信这些东西可以)。这资质是原装原配的。可它仍然是种不寻常的资质；我相信许多人都至少具备一定的写作或者讲故事的天分，这种天分可以得到加强和磨练。如果这点我不相信，那么写这么一本书就是浪费时间。
　　对我来说事情就是这样，只有这些——这是一个断断续续的成长历程，其中雄心、欲望、运气，还有一点天分，都起到了作用。别费心去揣摩字里行间是不是另有深意，不用找什么直线捷径。这里什么线也没有——只有些快照，多半还对焦不准。
　　1
　　我最早的记忆是想象自己是其他人——事实上我想象自己是零铃兄弟马戏团里的迷你大力士。那是在我姨妈艾瑟琳和姨父奥伦位于缅因州德翰姆的家里。我姨妈记得很清楚，她说我当时两岁半，也许三岁。
　　我在车库角落里找到一块水泥板，搬着它慢慢走过车库平滑的水泥地面，但在我的脑子里，我正身穿一件兽皮背心(很可能是豹皮的)，搬着那块水泥板走过舞台。大群的观众都静默。一条蓝白双色的追光灯照耀着我了不起的步伐。他们惊诧的表情说明了一切：他们从没见过像我这么强壮的孩子。“他才只有两岁！”有人不可置信地说道。
　　可我浑然不知马蜂已经在水泥板下面部分筑起了一个小蜂窝。其中一只马蜂，大约是对被迫迁移感到愤怒，飞出来叮了我耳朵一口。那痛精光四射，就像是猛然一口吸进毒气，是我短暂的人生经历中最厉害的痛楚，但几秒钟后新的痛楚记录就诞生了。当我把水泥板扔到地上，砸到我一只光脚五个脚趾的时候，我把马蜂蜇的那点痛全忘了。我不记得当时有没有去看医生，艾瑟琳姨妈也不记得了(那块水泥板的主人是我姨父奥伦，二十多年前已经辞世)，可仍然记得我被马蜂叮、被砸到脚趾的事，还记得我的反应。“斯蒂芬！你那一通嚎哟！”她说，“你那天嗓门可真叫亮！”
　　2
　　大约一年之后，我和妈妈还有哥哥戴维一起住到了威斯康星州的西德皮尔。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搬到那里。我母亲的另外一位姐妹凯尔(二战期间她曾经得过WAAC选美冠军)，跟她那位爱热闹嗜啤酒的丈夫一起住在威斯康星，也许我妈妈搬去是为了跟他们住近一点。若果真如此，我也不记得曾常见到威尔莫一家，事实上我谁也没见过。我母亲上班，可我也不记得她做的是什么工作。我想也许她是在一家面包房打工，可我记得那份工作来得更晚些，是我们搬到康涅狄格州以后的事，那次是为了跟露意丝姨妈和弗莱德姨父近些。(弗莱德不喝啤酒，也算不上爱热闹；他是位小平头爸爸，很骄傲地开着一部盖着篷的敞篷车，只有上帝知道为什么。)
　　我们住在威斯康星州期间请过一连串的保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和戴维太难对付所以她们才不干的，还是因为她们另有高就，又或者是因为我母亲对她们要求太高她们不愿意做。我只知道有过好多保姆。唯一一个我记得清楚的叫尤拉，也许是叫碧欧拉。她才十几岁，块头有房子那么大，她很爱笑。尤拉一碧欧拉非常有幽默感，即便当时我只有四岁，也能看出这一点，可她的幽默感很危险——仿佛她每一阵拍手摆臀甩头的大笑之中都藏有一声霹雳雷霆。当我看人家用隐藏摄像头拍摄的真实场景里，那些看孩子的保姆突然发作，痛打孩子的时候，总是会想起我跟尤拉一碧欧拉一起的日子。
　　她对我哥哥戴维是不是也像对我一样厉害呢？我不知道。这些回忆的画面里都没有他。再说，他可能不大遭受这位尤拉一碧欧拉飓风的危险袭击；他六岁，应该已经上一年级，大多时间在射程之外。
　　尤拉—碧欧拉经常在煲电话粥跟人说笑的时候，招手叫我过去。她常会抱住我，胳肢我，逗我笑，然后自己一边笑不拢嘴，一边一巴掌扇到我脑袋上，力道大得把我掀翻倒地。随后她又会伸出赤脚胳肢我，直到两人又笑成一团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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