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学术棱镜译丛·视觉文化与艺术史系列：可见的签名》所选书目大抵有两个中心：其一，选目集中在国外学术界新近的发展，尽力揭橥域外学术90年代以来的最新趋向和热点问题；其二，不忘拾遗补缺，将一些重要的尚未译成中文的国外学术著述囊括其内。

　　因此我们需要一种能够同时正确说明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或超验作用的方法。这绝非易事，对任何一方面的压制都会证明这点：我们已经评论过旧的意识形态分析的无效，因为它无视大众文化的乌托邦成分，结果是空洞地谴责后者的控制作用和低下的地位。但同样明显的是，补充的极端措施——一种在缺少任何大众文化意识形态使命的概念或论述的情况下赞扬乌托邦冲动的方法——只是在其最学术、最美学化的方面重复神话批评的应答祈祷，同时使这些文本失去它们的语义内容，因为它通过抽象使它们脱离了具体的社会和历史境遇。
　　在我看来，《教父》的两部分为这些看法提供了一种真正教科书式的说明。一方面，通过概述警匪片的整个文类传统，它重新发明了某种黑手党的“神话”，并以这种方式使我们看到意识形态不一定是错误的意识问题或者是对历史“事实”不正确的或歪曲的再现问题，相反，它可能与对历史事实的“现实主义的”忠实性非常一致。诚然，历史的不精确性〔例如，1978年的电影《拳头大风暴》（F.I.S.T.）在对吉米·霍法的职业生涯的叙事里，50年代叠加了60年代和70年代〕常常会提供某种暗示，导向意识形态的作用：不是因为事实本身有任何科学的功效，而是作为一种抵制的征象，即“内容的逻辑”或所说的历史性的实质对叙事和意识形态范式的抵制，它已经被强行同化到意识形态的范式之中。
　　但是，《教父》显然既在文类常规内运作又是它的一种改变；人们可以写一部关于这种常规的社会和意识形态作用不断变化的历史，说明类似的主题如何被召唤到不同的历史境遇之中，用以发送策略上不同但可以象征地理解的信息。这样，20世纪30年代经典影片中的匪徒〔如罗宾逊（Robinson），卡格尼（Cagney），等等〕就被戏剧化为精神变态者、孤独的病人，与一个基本上由健康的人（原型是新政时期民粹主义的民主的“普通人”）构成的社会相对照而突显出来。战后勃加特（Bogart）时期的匪徒仍然是这种意义上的孤独的人，但出人意料地被赋予了悲剧的同情色彩，并由此表达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归来的老兵内心的混乱，他们与缺乏同情的僵化体制斗争，最终被褊狭的、惩罚性的社会秩序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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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第一部分
1 大众文化中的物化和乌托邦
2 当代大众文化中的阶级与寓言：作为一种政治电影的《炎热的下午》
3 《歌剧红伶》与法国社会主义
4 “沉浸在毁灭性的因素中”：汉斯-于尔根·西贝尔伯格与文化革命
5 《闪灵》中的历史主义
6 希区柯克的寓言化
7 论电影中的魔幻现实主义

第二部分
8 意大利之存在

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