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20年代,华东地区的球类运动比往昔更加活跃。一方面,体操科在1923年改称体育科,球类运动正式列入教学课程中;另一方面,女校或校际之间,经常举办球类竞赛,女子球类运动从投掷表演,提升到竞赛层次。同时,1923年的远东运动会和第二年的第三届全运会,都有女子球类运动表演,因此,女子球类运动的发展成为无法抵挡的趋势,体操运动不再一枝独秀。
整体而言,在“体操科”时代,女子体育才刚推动,各个女校的体能教学,并没有一定的标准,虽然体操运动是教学重点,但游戏、舞蹈乃至球类运动,都曾出现在女校的体育活动中。这除了和学校的政策有关之外,体育老师的教学方式,也影响女子体育的走向,特别是体育师资缺乏的这个时代,女子体育的内容或教学方式更是五花八门。
三、各显神通的体育老师
早期不管是男校或女校都面临找不到体育老师的问题,为了配合“尚武”的体育精神,不少男学校聘请军人充当体育老师。这些教师根本没有西方体能的知识,是以制式教练代替体育,再加上军人素质良莠不齐,连兵痞流氓也乘机混入体育师资的行列,因此,一般对体育教师的定义是“不学无术”、“品行不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曾在军界服务的袁同畴,记得念小学时(民国初年),学校就在村里的关岳庙内,并隔出两间教室,让他们上课;体操课便是由一位武秀才教他们各种动作,像是立正、稍息、开步走等。
对女校而言,在女子教育才萌芽的阶段,要聘请专业女老师,是很不容易的事,而能够教授体育的女性更是少之又少,因此,体育老师的素质参差不齐之外,体育老师的性别也往往无法限制。例如,在男女共学的学校,主要由男性教导体育,曾宝荪(曾国藩的曾孙女)记得,1903年在长沙的自家私塾读书时,教他们英文和体操的上海制造局学生,曾为私塾的男女学童订制操衣,每天四点钟放学后,教他们做十几分钟的瑞典柔软操,她和两位表姊妹没有排斥,还因为有操衣穿,感到有趣。女革命家沈亦云就读蒙养学堂时,则是由一位曾在小学教书的张仰枫老师,带着他们做捉迷藏、抢四角的活动。
此外,不是所有的学堂,都能聘请到体育老师,有的私设学堂干脆找自家人来充数。例如,蔡畅母亲办观音阁女学堂时,蔡畅便担任音乐和体育课程,教女学生唱歌、跳舞,还教她们列队、跳绳、体操等。因为是自家人充当教师,对老师的性别也就没有特别要求,丰子恺在杭州求学时,每逢假期返家,便到姐姐开办的振华女校(位在浙江桐乡县)教唱歌和体操。
前面的四个例子,呈现了体育师资良莠不齐,也显示女子体育教学的分歧。倡导女子体育初期,除了请国人传授体育之外,为了吸取先进国家的体育经验,延揽外籍老师教授体操,成为一种风气。在作家冰心(原名谢婉莹)的记忆中,1912年,她就读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时,体操课是由一名石井的日本女教师担当。而早在清末,学部就曾通令各校的英文、绘图、体操课程,延聘美国教会女士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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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芳上
本书厘清了近代中国妇女史中的身体观、教育制度、国族主义,以及现代性等各种复杂议题,对学界了解此一时代及其中的性别意涵贡献良多。它所呈现的多元与复杂程度,早已跨出体育史此一专门领域的范畴。
——李贞德
学界较多探讨“妇女运动”史,而较少关注妇女“运动”史。游教授将视角投向近代中国女子体育的发展演变及其所承载的国族命运与社会文化意涵,所呈现的,并非单一的女子体育史,而是从多层丽描画出的多姿多彩的女子“运动”图像。
——王奇生
这本书选择中国大陆输入女子体育教育先行区之一的华东地区为研究对象,梳理该地区近代女子学校在近代女子体育教育领域的办学实践、示范的功能,再现近代中国女子体育初创期的成长印迹。
——罗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