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修墓立碑
人民英雄纪念碑建造始末
新中国祭奠的“开篇大作”是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
那是1949年9月30日的一天。
这天下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主要内容是：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和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致敬电。同时，这次会议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为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会议一致通过了修建“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和毛泽东撰写的纪念碑碑文。周恩来提议将纪念碑建在天安门广场，因为天安门广场承载着五四以来的革命传统，是全国各族人民敬仰和向往的地方。周恩来的提议获得代表们的一致赞同并一致通过。
当天下午，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后，全体代表乘车来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
18时整，奠基典礼开始。
林伯渠秘书长主持典礼仪式，周恩来代表主席团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致词：
我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特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我们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外举行这个纪念碑的奠基典礼。
周恩来致词后，全体代表脱帽静默致哀。
默哀毕，毛泽东宣读了他亲自撰写的碑文。后来，这碑文由周恩来手书，镌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随后，毛泽东和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们一一执锨铲土，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以表达他们对于革命先烈的崇高敬意和深切缅怀。
纪念碑奠基后，北京市政府担负起了修建纪念碑的重任，为此专门成立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筹委会”，由中央（中宣部、文化部、建工部）和地方共17个单位组成，第三任也是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任主任委员，建筑专家梁思成、雕塑专家刘开渠、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任副主任委员。梁思成、刘开渠负责纪念碑方案的拟制，下设设计处、工程处，负责工程的具体实施。
随后，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向全国各建筑设计单位、大专院校建筑系发出征选纪念碑规划设计的通知。到1951年，共收到140多件各种形式的设计方案和设计修改方案（截至最后定案时共收到240多件）。
海外华侨也积极献计献策，侨领陈嘉庚组织华侨绘制了图纸，并制作了水泥柱头模型，花费15万多元（旧币）运费寄给纪念碑建造工程处。从全国征集的这些设计方案形式各异，有亭、台、堂、碑的多种式样，有单独的、群像的塑像，有高耸的塔型，也有低矮的园林状，大致可以分三类：平铺地面式、巨雕塑像式、碑（塔）形状式。经过各方面、各团体代表讨论评选，多数人认为歌颂人民英雄的崇高形象，表现其伟大功绩，应采取高大而挺拔的表现形式纪念碑。平铺地面式的方案首先被淘汰出局，雕像和碑（塔）形式成了建筑形式争论的中心。
正当众人举棋不定时，有人提醒，中央领导对颐和园“万寿山昆明湖”碑和北海“琼岛春阴”碑情有独钟，可以参考这两个碑的建筑形式进行设计。一语惊醒梦中人，设计人员顿开茅塞，随即按“建碑”的思路侧重设计。
根据周恩来关于建造纪念碑目的在于“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的指示，都市计划委员会最后确定了“高而挺拔”的原则，并组织设计人员归纳设计成3个方案，送彭真并中央审定。
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梁思成是梁启超之子，著名建筑设计专家，为纪念碑的设计建造倾注了大量心血，1951年8月曾专门致信彭真阐述自己的设计理念。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彭市长：
都市计划委员会设计组最近所绘人民英雄纪念碑草图三种，因我在病中，未能先做慎重讨论，就已匆匆送呈，至以为歉。现发现那几份图缺点甚多，谨将管见补陈。
以我对于建筑工程和美学的一点认识，将它分析如下。这次三份图样，除用几种不同的方法处理碑的上端外，最显著的部分就是将大平台加高，下面开三个洞（图一）。
如此高大耸立的、石造的、有极大重量的大碑，地下不是脚踏实地的基座，而是空虚的三个大洞，大大违反了结构常理。虽然在技术上不是不能做，但是在视觉上太缺乏安全感，缺乏“永垂不朽”的品质，太不妥当了，我认为这是万万做不得的。这是这份图样最严重、最基本的缺点。
在这种问题上，我们古代的匠师是考虑的无微不至的。北京的鼓楼和钟楼就是两个卓越的例子。它们两个相距不远，在南北中轴线上一前一后鱼贯排列着。鼓楼是一个，技放的形体，上部是木构楼屋，下部是雄厚的砖筑。因为上部呈现轻巧，所以下面开圆券门洞。但在券洞之上，却有足够的高度的“额头”压住，以保持安定感。钟楼的上部是发券砖筑，比较呈现沉重，所以下面用更高厚的台，高高耸起，下面只开一个比例上更小的券洞。它们一横一直，互相衬托出对方的优点，配合得恰到好处（图二）。
但是我们最近送上图样，无论在整个形体上、台的高度和开洞的做法上、与天安门及中华门的配合上，都有许多缺点。
（1）天安门是广场上最主要的建筑，但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却是一座新的、同等重要的建筑：它们两个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重要的象征性建筑物。因此，两者绝不宜用任何类似的形体，又像是重复，而又没有相互衬托的作用（图三）。
现在的碑台像天安门的小模型，天安门是在雄厚的横亘的台上横列着的，本身是玲珑的木构殿楼。
所以英雄碑是石造的而又必须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形体：矗立岣峙、雄朴坚实、根基稳固地立在地上（图四）。
若把它浮放在有门洞的基台上，实在显得不稳定，不自然。
也可以说是很古怪的筑法。
由上面两图中可以看出，与天安门对比之下，上图的英雄碑显得十分渺小、纤弱，它的高台仅是天安门台座的具体而微，很不庄严。同时两个相似的高台，相对地消减了天安门台座的庄严印象。而下图的英雄碑，碑座高而不太大，碑身平地突出，挺拔而不纤弱，可以更好地与庞大、龙蟠虎踞、横列着的天安门互相辉映，衬托出对方和自身的伟大。
（2）天安门广场现在仅宽100米，即使将来东西墙拆除，马路加宽在马路以外建造楼房，其间宽度至多亦难超过一百五六十米左右。在这宽度之中，塞入长宽约四十余米，高约六七米的大台子，就等于塞入了一座约略可容一千人的礼堂的体积，将使广场窒息，使人觉得这大台子是被硬塞进这个空间的，有更使广场透不出气的感觉。由天安门向南看去或由前门向北望来都会失掉现在辽阔雄宏之感。
（3）这个台的高度和体积是被显得瘦小了。碑是主题，台是衬托，衬托部分过大，主体就吃亏了。而且因透视的关系，在离台二三十米以内，只见大台上突出一个纤瘦的碑的上半段（图五）。所以在比例上，碑身之下，直接承托碑身的部分只能用一个高而不大的碑座，外围再加一个近于扁平的台子（为瞻仰敬礼而来的人们而设置的部分），使碑基向四周舒展出去，同广场上的石路面相衔接（图六）。
（4）天安门台座下面开的门洞与一个普通的城门洞相似，是必要的交通孔道。比例上台大洞小，十分稳定。碑台四面空无阻，不唯可以绕行，而且我们所要的是人民大众在四周瞻仰。无端端开三个洞窟，在实用上既无必需；在结构上又不合理；比例上台小洞大，“额头”极单薄，在视觉上使碑身漂浮不稳定，实在没有存在的理由。
总之，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不宜放在高台上的，而高台之下尤不宜开洞。至于碑身，改为一个没有顶的碑形，也有许多应考虑之点。传统的习惯，碑身总是一块整石（图七）。
这个英雄碑因碑身之高大，必须用几百块石头砌成。它是一种类似塔型的纪念性建筑物，若做成碑形，它将成为一块拼凑的而成的“百衲碑”（图八）。很不庄严，给人的印象很不舒服。关于此点，在一次的讨论会中我曾申述过，张奚若、老舍、钟灵以及若干位先生都表示赞同。所以我认为做成碑形不合适，而应该是老老实实的多块砌成的一种纪念性建筑物的形状。因此，顶部很重要。我很赞同注意顶部的交代。可惜这三份草图上部样式都不能令人注意。我愿在这上面努力一次，再草拟几种图样奉呈。
薛子正秘书长曾谈到碑的四面各用一块整石，四块合成，这固然不是绝对办不到，但我们不妨先打一下盘算。前后两块、以长18米，宽6米，厚1米计算，每块重约215吨；两侧的两块，宽4米，各重约157吨。我们没有适当的运输工具，就是铁路车皮也仅载重50吨。到了城区，四块石头要用上万的人力兽力，每日移动数十米，将长时间堵塞交通，经过的地方，路面全部损坏。无论如何，这次图样实在太欠成熟，缺点太多，必须多以考虑。英雄碑本身之重要和它所占地点之重要都非同小可。我以对国家和人民无限的忠心，对英雄们无限的崇敬，不能不汗流浃背，战战兢兢地要它千妥万贴才敢喘气放胆做去。
此致
敬礼
梁思成
1951年8月29日
梁思成信函陈述的意见，引起了彭真的关注和重视，可此时临近国庆两周年之际，相关人员已将3个矩形立柱形方案都做成了1：5的模型，附同两个碑顶换上坡屋顶和群雕像的小模型，计划自1951年国庆节起在天安门广场毛泽东挥锹奠基处陈列，广泛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彭真指示，下一步修改完善建碑方案时，一并考虑吸纳梁思成的意见。1952年5月10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正式成立。主任由彭真担任，副主任由郑振铎（文化部副部长）、梁思成担任，秘书长为薛子正。委员会下设工程事务处、建筑设计组、美术工作组、土木施工组，还有设备组、采石组、财务组、记录组。此外，还设有史料、设计两个专门委员会。
7月中旬，由中国史学会副会长范文澜牵头的史料委员会，提出了9幅浮雕主题方案，并将这些方案报请毛泽东。
毛泽东批示：将“井冈山会师”改为“八一南昌起义”，“义和团运动”改为“中日甲午战争”，“平型关大捷”改为“延安出击”。
毛泽东还明确提出，“三元里”是否再找一个更好的画面？“游击战”太抽象；“长征”哪一个场面可以代表？毛泽东的批示不是最后的定案，而是在此批示之下，又多次送审、反馈、再送，经过若干个来回，最后才定下浮雕的主题，数量也由开始的9幅减为8幅，即现在人们看到的式样。从碑身东面起，按其反映的历史顺利排列，依次为：鸦片战争、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争、胜利渡江。
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十分关心纪念碑的修建。史料中有一份珍贵的毛泽东手书批示，笔迹豪放道劲。事情缘于朱启钤、章士钊、叶恭绰等3位民主人士看到纪念碑设计后，写信给毛泽东，表述他们对纪念碑的设计意见。毛泽东看到信后，十分重视，在信函的左侧批示道：“彭真同志，此件请委员会讨论并邀建议三人参加。”在北京档案馆的档案中，还珍藏有一份毛泽东亲笔修改的纪念碑奠基石碑文草稿。原碑文是彭真拟写的，上书“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中国人民革命烈士纪念碑奠基典礼”，毛泽东删去了其中的“纪念碑奠基典礼”几个字，改为“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中国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改后的碑文深邃精辟，气势磅礴，情感深沉，表达出了对先烈的无限敬仰之情。
在浮雕主题审定期间，郑振铎主持召开纪念碑兴建委员会会议，最后决定采用梁思成建议的方案设计（即现建成的方案），但碑顶的形式再议，暂不做定论，碑身以下部分的设计全部敲定。1952年8月1日，纪念碑正式动工兴建。
郑振铎没有想到，参与主持修建纪念碑的他，在几年之后因“10·17”空难而成为革命烈士，受到人民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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