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困境的突破与儒家系谱的重建
——郭店楚简与先秦儒学研究
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文献，对20年来的先秦学术研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中的马王堆帛书易传部分也在1993—1995年公诸世。易传这一部分发表后，曾引起学术界的讨论，现在意见渐趋一致，即马王堆帛书易传是战国后期孔门传易之作。这不仅对孔子和先秦儒家易学的研究是一大推动，也对以往以为战国楚地仅仅是道家文化的观点提出了有力的反证。
1993年在湖北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出土了一批战国中期的竹简，计八百余支，简文约一万三千字。考古学家明确认定，该墓入葬时间不晚于公元前300年，约与孟子卒年相当。文物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了《郭店楚墓竹简》一书，收入全部照片和释文以及整理者所作的注释。这批竹简的内容皆为典籍文献。除二篇为《老子》外，其余十四篇基本上属儒家文献。这进一步证明了儒家思想文化在当时包括楚国在内的战国各国的广泛而重要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如果说马王堆帛书引起的注意力多集中在其帛书《老子》甲乙本即道家文献方面，那么，郭店楚墓竹简的出土，学者更多的注意力是在儒书的部分。这是因为，郭店出土的儒家文献，除《缁衣》一篇见于今传本《礼记》，《五行》一篇见于马王堆帛书外，其余皆前所未见！
不仅如此，上海博物馆近年也购藏了一批战国竹简，盖亦出土于荆门，其中也有《缁衣》。据有关人士介绍，这批竹简的数量更多于郭店一号楚墓的竹简，其中也有大量的不见于传世文献的儒家典籍。上海博物馆的这批竹简现正在整理之中，应有望在近期出版。因此，湖北荆门出土的这些竹简，无疑地给先秦思想研究带来了并将不断带来新的推动力，就出土典籍及其带来的广泛效应而言，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马王堆时代之后，郭店时代已经到来。
郭店一号楚墓竹简儒书各篇，与今存传世文献相比，在思想、内容、文字上，与《礼记》最为接近。上海简虽尚未公布，据已披露的情况，其内容与郭店楚简具有类似的特点，即也是接近于《礼记》。加上《礼记》的《缁衣》等篇即见于湖北竹简，所以这些竹简的发现，除其本身的研究价值而外，必将连带地对《礼记》一书的时代和价值之研究，带来重要的推动，从而对整个先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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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思想史、学术史的研究带来重大和积极的影响，以下拟从几个具体方面略作讨论。
众所周知，孔子的生卒年为公元前551—前479。根据钱穆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战国时期如计为公元前478—前221年，长达250年以上。在孔子死后的这250年中，儒家思想曾经历了相当大的发展，出现了众多的儒家学者，对这一时期的儒家思想文化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荀子》书中《非十二子》、《解蔽》等篇提到过不少当时有影响的儒家学者，《韩非子》的《显学》篇中更明确说“儒分为八，墨离为三”。这都说明孔子以后，儒家思想曾在不同方面充分发展。近代以来的学术史一般把战国时代的儒家分为三期，前期为“七十子”及其后学，即孔子的弟子和他们的弟子们。中期为孟子，晚期为荀子。七十子中的著名代表人物有有子、子弓、子张、子夏、子游、曾子、子思，据钱穆先生书中的《诸子生卒年世先后一览表》，可知他们的生卒年约为：
孔子：前551前479
子夏：前507—前420
子游：前506—前445
曾子：前505—前436
子张：前503—前450
子思：前483—前402
据《汉书?艺文志》，孟子以前有著作流传的儒者，至少还有：
漆雕子：前510—前450
宓子：前502—?（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景子：（不可考）
世子：（不可考）
公孙尼子：（不可考）
然后，我们知道：
孟子：前390—前305（据《先秦诸子系年》）
荀子：前340—前245（据《先秦诸子系年》）
这些还都只是就孔门中特别知名者而例举的。所谓“贤人七十，弟子三千”，表明七十子及其后学是一人数众多的群体，说明儒家各派在先秦的发展传衍，蔚为壮观。
不用特别观察就可发现，在从孔子到战国末期，其著作保存并传流下来的儒家学者只有孔子、孟子、苟子，也就是说，先秦经历三百多年发展的儒家思想，我们今天真正了解的只不过是其中的三个人而已！在先秦思想发展的绵绵长线中，我们只知道三个点而已！当然，这三个人可以说是这三百年间最重要的儒家思想家，但仅有这三个点，对于真正了解先秦两汉古书中反复提及的先秦儒家蓬勃发展、代代相传的图景，明显是远远不够的。而孔孟荀三书之外的载述先秦儒学的资料，今人又不敢贸然信用，这就是现代先秦儒学研究的“史料困境”。
《孟子》一书成于其晚年。孔子死后到孟子书流传于世，中间也有近一百八十年，在此期间，儒学是靠什么发展的?《汉书·艺文志》中尚记有孟子以前的孔门子书（七十子及其门人之书）近十种，但宋代以后已皆失传，另外，由上表可知，子思以前的孔门弟子，活动于公元前400年以前，而排在子思以后的学者如世子与公孙尼子，其生卒年恐怕与子思相差不多，即也在400公元年以前。而从公元前400年以后到孟子之死的一百年间，儒家有什么人，有什么著述流行，则就连汉儒也不甚清楚了。
郭店出土的这些竹简，下葬年限不晚于公元前300年，正是公元前400一前300年间流行的儒家著作的一部分，这从该墓出土的耳杯上的“东宫之师”四字亦可得推明。这位墓主约为贵族的老师，墓中的竹简应是他用来教授的一种选辑，必然是当时较为流行的典籍文献。同时可以推知，竹简抄写的年代必早于下葬的年代，而著述的时代又必更早。如果这些文献是当时流行的，必然是已经过相当时间流传，在当时已获有权威地位的文献。如此推论，它们的著作年代，至少其中的一部分，是应当在公元前400年以前的。由此可知，这些竹简的作者正是所谓“七十子及其弟子”（当然其中不排除有孔子本人思想的可能）。
其实，早期儒家研究的这种“史料困境”，在古代并未整体出现，它的整体出现，乃是近代学术演变的产物。
按史籍记载，从孔子到战国末近三百年，儒家人物甚多，七十子及其后学对儒家思想的建构和传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虽然先秦的儒者，孔子以后，只有孟子、荀子的书保存至今。不过，先秦其他儒者的思想材料，也不是完全无迹可循，除在《论语》中有零星记述外，主要是保存在《礼记》一书中。所以今人研究先秦儒家思想，以四部书最重要，就是《论语》、《孟子》、《荀子》、《礼记》。
据历史记载，《礼记》是西汉前期发现和收集到的先秦古文文献，其来源是汉代孔壁所出土与河间献王所收集，其内容为孔门后学的“记”类之作，汉代学者都认为是“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东汉时《礼记》已分为两个系统，一为大戴礼记，一为小戴礼记，而后世即称小戴礼记为《礼记》。孔颖达说：“孔子没后，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闻以为此记，或录旧礼之义，或录变礼所由，或兼记体履，或杂序得失，故编而录之以为记也。《中庸》是子思仅所作，《缁衣》公孙尼子所撰，郑康成云《月令》吕不韦所修，卢植云《王制》为汉文博士所录。其余众篇皆如此例，但未能尽知所记之人也。”孔氏此说，可谓代表了汉唐学者的普遍看法。对汉
唐学者而言，使用《礼记》的困难主要是“未能尽知所记之人”，对《礼记》所收在主体上为先秦战国时文献，则是没有怀疑的。
由是可知，《礼记》是孔子的弟子和这些弟子的后学者把孔子以及他们自己论礼的话记载下来，然后经人纂辑成书。这些人主要是子游、子夏、子张、子贡、曾子、子思、乐正子春、公孙尼子及他们的同门、同调、弟子、后学，也包括孟、荀两派的学者和秦汉之际的儒生。而主要的部分是属于七十子及其后学。
《礼记》一书在汉唐间已获得经典的地位，传习的学者不少。宋儒也是从中择取早期儒家的材料来建立早期儒家的系谱和道统。程朱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并立。朱熹认为《大学》“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以此书出于曾子，成于曾子门人之手。朱熹又认为《中庸》是子思所作，这是本于汉儒的说法。此外，朱熹还提出《大学》一书“成于曾氏门人之手，而子思以授孟子无疑也”，《中庸》更是被认为子思传于孟子。于是，宋明理学所建立的原始儒家的系谱，是由孔子到曾子的《大学》，曾子传《大学》给子思，子思复作《中庸》，子思将《大学》、《中庸》同传于孟子，而孟子以后无传焉。孔、曾、思、孟这一系谱，其关键是在孔孟间确立了曾子、子思的地位。
然而，关于《大学》、《中庸》的作者，从宋代至清代已经是聚讼纷纭，尤其是《大学》的作者，诸说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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