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汝霖（1877～1966），因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事件，成为近现代史上尽人皆知的人物。他1900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即人清政府商部、外务部供职，清朝末年位至外务部副大臣。民国以后，先后供事袁世凯与段琪瑞，担任过外交部次长、交通总长，后兼署外交总长、财政总长，是新交通系的首要人物。五四运动后他虽然被迫离开政坛，转人实业界，任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但并没有放弃政治活动，同安福系仍然来往密切，是段琪瑞帷幄中的重要人物。华北沦陷后，他又凭借这种背景，担任过华北政府的高级顾问等职，身份上有暖昧不明之处。
早在清末之际，他就是有名的亲日派，一切昭昭在人耳目。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列强因为忙于内战，无暇东顾，北洋政府的外交活动只剩下了对日外交。因此北洋政府的对日交涉，后来也主要由他处理，他事实上已经成为亲日派的领袖。而他经手的事务，还不限外交一项。北洋政府几次对日借款，也是由他一手经办的。
这部《曹汝霖回忆录》，是他晚年寄居美国时完成的，原名《五四运动始末》，连载于香港《天文台报》。可见他写这部回忆录的初衷，就是想澄清与五四运动的关系，洗刷卖国贼的罪名。但后来经过扩充，“将清末民初经历之事，择要纪录，以明实情”，内容已经涉及他的一生，故亦更名为《曹汝霖一生之回忆》。
曹汝霖一生经历复杂，又长期处在最敏感、关键的地位，这部回忆录的史料价值，因此也是十分少见的。40多年前，这本书在香港初版时，立刻受到史学界的高度重视。所以尽管时隔多年，我们还是决定将本书纳入“百科史学·回忆录丛书”，重新排录出版，希望这部史料能够再次满足国内读者的需要，成为近现代史研究的重要参考。
需要说明的是，曹汝霖在回忆录中，对自己做了许多辩解。从他的回忆看，他因为参与“二十一条”谈判，最后落得卖国贼的下场，的确有些代人受过。首先，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他与陆徵祥一再据理力争，对可能成为亡国条款的第五条，始终没有退让，“会议结果，虽不能自满，然已尽最大之努力矣”。其次，他参与谈判时还是外务部次长，部长为陆徵祥。谈判结束后，议结条款也是由陆徵祥签字，而外界却认定是他签字的。只是这些辩解能不能洗刷他的罪名，还有待于读者做出正确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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