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管铁路、办银行起家
梁士诒，字翼夫，号燕孙，1869年5月5日出生于广东省三水县冈头乡一个教师家庭。父亲梁知鉴曾在三水、广州、香港等地方书院讲学；小有名望之后，又先后在廉州、钦州、北海出任商董。
梁士诒幼年时随父读书，主要内容自然还是孔孟之道，四书五经，这使他有较深的国文底子。16岁在广州马鞍街青云书院学习时，与著名的戊戌变法领导人之一梁启超是同学。“学而优则仕”的封建传统思想深深地影响着梁士诒，他热心科举，1889年20岁时考中举人；又于1890年和1892年两次赴京会试，但都落第了。
英帝国主义发动的鸦片战争，用武力打破了中国闭关锁国的政策。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资本主义的一些生产方式也已传入中国，中国也出现了一些近代企业；资本主义的科学、政治思想也逐步传入中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渐渐成为时髦的主张，这对青年梁士诒产生了一定影响。
会试落第回乡途中，梁士诒经过当时深受近代资本主义影响的上海时，购买了一些从西方先进国家翻译过来的书籍。他对财政、河渠、道路等方面的书特别感兴趣，回乡后常与一些也对此有兴趣的朋友共同讨论。
1894年，梁士诒终于考中进士，第二年授翰林院编修。这期间他回家乡凤冈书院教了一段时间书，后被任命为国史馆编修，来到北京。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北京城内在战乱中夹杂的是入侵者的焚烧、屠杀、奸淫、抢掠与破坏，梁士诒对这些极为愤慨却又无可奈何。他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便回到家乡到凤冈书院教书。在国是日非的情况下，他想走教育救国之路，培养一批学以致用的人才，挽救国家的厄运。
1903年，梁士诒参加了清朝举办的经济特科考试，因为他对经济方面的兴趣而读了不少相关书籍，这次考试得以名列前茅。但由于他与戊戌变法的首领梁启超同姓，名字的结尾“诒”又与另一首领康有为的原名祖诒的尾字相同，一些坚决反对变法的守旧大臣在复试时在慈禧太后面前说他是“梁头康尾”，并竟然依此推断他是康梁同党而未被录取，真是可笑之至。
此时的梁士诒，在直隶候补，几年过去，还未候补上正式官职。他自认有才，却被闲置，心里很不平衡，便去找直隶总督袁世凯。袁世凯为成其“大业”，正千方百计延揽各方人才，鼎鼎大名的科学家、京张铁路的修建者詹天佑便是袁世凯起用的；而且，1900年，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还创办了我国最早的省立大学著名的山东大学。
袁世凯虽说很忙，但梁士诒毕竟是进士出身，不能不见。袁世凯见到梁士诒后问：“有何特长啊？”梁士诒实事求是地答：“我楷书写得好，能教书、会写诗。”没想到袁世凯竞轻蔑地说：“书奴伎俩罢了，我属下这种人多得很，就知道咬文嚼字，没出息。”梁士诒虽在经济方面有些知识，但感到还不够，便未提及。
事后梁士诒问袁世凯的手下人，得知袁世凯此时最需要外交和经济人才，便找来这方面的书籍以头悬梁、锥刺股的精神昼夜苦读，感到掌握得差不多了，便再次求见袁世凯。袁世凯见面嘲讽道：“还是写诗吧？”梁士诒答：“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看，我正钻研外交与财政方面的知识。”说着便滔滔不绝地结合现实，大谈起外交与经济知识，很有见解。这些正是袁世凯急需的，袁世凯惊喜之余，当即聘请梁士诒为财经顾问。以后的事实证明袁世凯还真没有看错人，梁士诒是个人才，特别是经济人才。
1905年2月16日，梁士诒以参赞的职衔随全权大使唐绍仪抵达印度加尔各答。针对中国受鸦片危害深重的现实，梁士诒利用访问机会派人调查印度鸦片情况，并拟订出禁止鸦片的种种方案。1906年9月，由于唐绍仪、梁士诒的努力，英国不得不同意逐年减少运往中国的鸦片，并于10年内禁绝。印度政府也在增加生产税下抵回4000万卢比，中、英、印关于禁烟的协议达成。清朝政府发出谕旨逐步禁止、吸食鸦片，要在10年内将洋烟、土烟之危害一律革除净尽。
因梁士诒的杰出表现，1907年被擢升为铁路总文案，即秘书长。
这一年，在新思潮的促使下，清朝也像西方那样设立了邮传部，该部的权力很大，不仅管邮政，还管船运、铁路、电力。1907年，梁士诒任京汉、沪宁、正太、汴洛、道清五条铁路提调处提调。铁路是经济的命脉，何况当时全国铁路很少，梁士诒的职务可谓肥得流油，收入丰厚为京城之冠，梁士诒因而获得“五路财神”的雅号。
任邮传部侍郎的唐绍仪其属下的司员多为广东人，该部渐渐为广东人所垄断。有钱能使鬼推磨，梁士诒充分利用其财大的优势，以铁路收入买通邮传部尚书、侍郎等重要官员，结交部里权贵；再以同乡的关系打点同事。他渐渐形成气候，在邮传部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势力；一些人看着眼红，便上折子参奏梁士诒。虽然参奏的折子不断，但掌权者均已被梁士诒用金钱收买，反倒为他辩护，梁士诒愈发胆大起来，上下其手，终于形成了以他为首的派系——交通系，成为梁士诒以后在政治上逐渐发家的基础。
那时中国金融业还很不发达，外国银行打入中国后，清政府也仿效它们成立了银行。熟悉经济而又头脑灵活的梁士诒看出这个问题，便依据西方开办银行为标本，向当时邮传部尚书陈璧建议设立交通银行：“交通银行之设，外足以收各国银行之利权，内足以厚中央银行之势力。”邮传部此时正为筹款赎回由帝国主义控制的动脉——京汉铁路发愁，梁士诒的建议是解决这一大难题的新路子，于是很快得到批准，力求用交通银行“以振实业，挽回利权”。
交通银行定为官商合办，资本为500万两，官股占4成，由邮传部所管的船运、铁路、电力、邮政的存款往来，划归交行，其余6成由民间筹集。
此时，以晋商为代表的古老钱庄已经退出金融界，全国的银行业刚刚兴起，有通商浚川源、浙江铁路、兴业等几家银行，势力均不够雄厚，而资本雄厚的各帝国主义国家在我国开办的银行对它们严重挤压。
走向危亡的清朝，政治日益腐败，各帝国主义国家乘虚而入，大肆进行经济侵略与掠夺，外商银行显然起到帮凶的作用。
梁士诒制定的银行38条得到批准后，交通银行在1907年底正式成立。交通银行的官股虽然来自船运、铁路、电力、邮政，但主要还是由梁士诒主管的5条铁路提供，梁士诒为创立该银行做了不少努力，因而被任命为交行的帮理。实际上，因为他掌握了主要的金融来源，也就控制了该行。
不久，五路提调处改为铁路总局，梁士诒任局长。身兼局长与银行帮理二职的梁士诒利用手中的权力，在银行与路局不断安插自己的人，使交通系的势力不断壮大，梁士治也因此身价倍增。
此时掌握7万北洋军的袁世凯已构成对清朝的威胁，遭到清廷的猜忌。1906年清廷成立陆军部后，将北洋军6镇由陆军部收回4镇，对袁世凯也以“患足疾”为借口令其回老家“养病”。
新任的邮传部尚书是徐世昌，在其庇护下梁士诒得以留任。1909年，梁士诒补邮传部左参议，仍管理铁路总局。为使路局的办事效率更高，梁士诒采取了一些革新措施，使该局的官僚习气得以改变。
1911年，盛宣怀任邮传部尚书，想将尾大不掉的梁士诒权力收回，一些对梁士诒不满的人乘机参奏梁士诒骄横跋扈、结党营私、公款使用不清，要求将梁士诒撤职。盛宣怀便下令对梁士诒进行调查。但不久武昌起义爆发，盛宣怀被革职，撤梁士诒的事即罢休。
汪精卫谋炸摄政王获释后，暂住北京骡马市大街泰安客栈。梁士诒与汪精卫的哥哥汪兆镛是乡榜同年，便凭此关系去见汪精卫。表面上是对国事交换意见，实际上是奉袁世凯之命前往拉关系，为以后与革命党人合作当说客。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