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以平和的心态面对成功与挫折
一、遇事不怒含怒不激
著名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说过：世界由两类人组成：一类是意志坚强的人，另一类是心态薄弱的人。后者面临困难、挫折总是逃避，畏缩不前。面对批评，他们极易受到伤害，从而灰心丧气，等待他们的，也只有痛苦和失败。但意志坚强的人不会这样。他们的内心都有股与生俱来的坚强特质。所谓坚强的特质，是指在面对一切困难时，仍有内在勇气承担外来的考验。
遇事不怒，含怒不激，是邓小平意志坚强的突出表现。在他被打倒、身处逆境的日子里，对来自红卫兵、造反派粗暴无礼的训斥，他不屑一顾；对来自“四人帮”的政治谩骂，他置若罔闻，不以为然；对来自不怀好意的人的旁敲侧击、讽刺挖苦，他置之不理，一笑了之。
第一，他不愿听时关掉助听器
在这个世界上，唯一最重要的只有一个人——你自己。在你的身上，时时都随身携带着一个看不见的法宝，这个法宝的一边装着四个字——积极心态，另一边也装着四个字——消极心态。事实表明，邓小平心里装着的是前者。
我们不能用个人之间的恩怨来解释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毛泽东要亲自领导防修反修的伟大斗争，以确保“中国不会改变颜色”。他并不想置刘、邓于死地。1966年10月，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给刘、邓安排了“检讨”的机会。事前，毛泽东还为刘、邓修改了“检讨”稿。从毛泽东对邓小平“检讨”稿的批示和修改情况看，他确实是想保邓小平“过关”的。毛泽东在批示中这样写道：
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是……第1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积极努办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及时纠正，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了；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又，题目“初步”二字可以去掉。
毛泽东10月22日上午4时
邓小平照毛泽东的批示办了。他在“检讨”中没有推脱责任。他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在中央、在全党，“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个人”。关于工作组的责任问题，“应由我和少奇同志来负担”。很显然，邓小平是想以自己和刘少奇一起承担起全部责任而避免使更多的同志再受伤害。毛泽东在会上也为刘、邓说了一些解脱的话。他在讲话中，一方面批评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1959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对我敬而远之。”另一方面又不同意康生、谢富治要“公开批判刘、邓”的意见，他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刘、邓两人是搞公开的，不是搞秘密的，要允许刘、邓革命。你们说我是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
可是，形势的发展并非如此。1996年12月，林彪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在讲话中把刘、邓的问题又升了一级，说“刘、邓不仅是五十天的问题，而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江青、康生则诬陷刘少奇是“叛徒和叛徒集团的头子”，是“老反革命”。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改变了原来认为刘邓还是“党内、人民内部矛盾”的认识。
1967年春天，在林彪、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下，全国掀起了批判和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的高潮。所谓“最大的走资派”首先是指刘少奇，邓小平被定为“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8月5日，在纪念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一周年的时候，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了300万人参加的大会，“声讨刘、邓司令部”。同时在中南海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住处，江青指使红卫兵揪斗刘、邓。63岁的邓小平被红卫兵押在盛夏的毒13之下，低头、弯腰、坐“喷气式飞机”，受尽凌辱和折磨，连其家属也受到牵连。然而，邓小平并不在乎。他耳朵聋，红卫兵的激烈言词并没有听进去，因为他不愿听时关掉助听器就是了。他就是以这种方式抗争、忍耐。
第二，“止谤莫如不言”
托马斯?克莱尔说：“沉默是形成自然、伟大之事的要素。”此前，邓小平因坚持实事求是而被打倒，所以在他第二次复出后，在对各条战线进行“全面整顿”是在“文化大革命”错误路线被否定的情况下，面对“四人帮”对他的种种诽谤和疯狂围攻，他以沉默保持着自己的正义和尊严。 现在看来，毛泽东在1975年实际上是实行了一种“双轨制”；一方面让他认为“反刘反林有功”的江青等人“抓革命”、保卫“文化大革命”“七个指头”的成果，而江青这些人也确实只会“革”别人的“命”，对经济建设和生产则是一窍不通的；另一方面让邓小平等一批老干部去“促生产”，解决“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三个指头”的问题，而这些老同志也只能发挥这方面的作用，但毛泽东总是提防着他们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1975年9月底，从辽宁到北京担任毛泽东联络员的毛远新，很快和江青一伙勾结在一起。毛远新集中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向毛泽东进行了多次“汇报’’和交谈。毛远新说：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1972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标，，即生产上去了。我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毛泽东听信了毛远新这些挑唆性的话，警觉起来。当然，从总体事实而言，邓小平的“全面整顿”也确实是对“文化大革命”错误路线的否定。于是，毛泽东一反过去的态度。他说，“文化大革命”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他认为邓小平等人的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毛泽东让毛远新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等，讲了他的意见。邓小平提出异议说：
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
从九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对九号文件以后的评论，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
昨天（11月1日）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怎样，主席说对。
邓小平虽然做了有力的抗争，但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央政治局还是开了几次会，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并对邓进行了错误的批评。 但是，毛泽东还是希望邓小平能回心转意，在“文化大革命”评价问题上和他统一认识。他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可以说，毛泽东的用心是良苦的，他想，只要邓小平能肯定“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是正确的，就可以继续他们之间的合作，同时也可以堵江青等人的口。可是，邓小平在这个原则问题上不肯让步。他婉拒了毛泽东的要求，说：“由我主持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遑论魏晋。”邓小平后来把话说得更明白：“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系起来呢？”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要停止邓小平的工作，而毛泽东则让他“专管外事”。
1976年1月8日，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与世长辞。在追悼会上，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致悼词。当时“反击右倾翻案风”已经开始，“四人帮”害怕邓小平亮相，极力反对邓小平出面致悼词。江青提出由王洪文或张春桥来致悼词，但王、张都自知不够格，于是让叶剑英出面，说：“现在全国都在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作悼词不合适，还是请叶帅来吧！”叶剑英明白他们的用意，回答说：“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合适的！他是堂堂正正的中央副主席，又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代替总理主持工作，理应由他作悼词。”“四人帮”无奈，只好同意。毛泽东最后“划圈”批准了这个安排。当全国老百姓从电视和其他新闻媒介中得知是邓小平为周总理致悼词时，心情稍微得以舒展。因为人民怕“四人帮”这些奸臣玷污了周总理的英名，也怕邓小平“消失”。
在此期间，中央政治局多次召开会议批判邓小平，逼迫邓小平作检查。“四人帮”操纵的报刊发表了大量“大批判”文章，把邓小平说成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还在走的走资派”。但是，批邓不得人心，无论是在中央政治局或是在群众中，都有很大反抗力。3月26日，清华、北大“两校”的造反派到中南海参加中央政治局“批邓”扩大会议，对邓小平实行围攻。在一片大批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吼声中，邓小平自始至终一言不发。“止谤莫如不言”。面对“四人帮”的疯狂围攻，他以沉默保持着自己的正义和尊严。
邓小平所以能够做到遇事不怒，含怒不激，是因为他懂得“激石成，火，激人成祸”的深刻道理。意志薄弱，没有自我约束的克制力，一旦失控，出现激情爆发，就容易使人失去理智。其结果，只能做出简单粗暴、盲动无忌的蠢事来。邓小平一生并不是没有遇到过惹他生气或愤怒的事，相反，他遇到的此类事情，比一般人更多。既有来自枪炮战场上的强烈刺激，也有来自“文攻”战场上的激烈对手。但是，邓小平能约束自己的情感，掌握自己的心境，控制自己的言行。无论遭到什么刺激，他都能锷持沉着、冷静，泰然处之，行若无事。……他表面不动声色，但内心的力量却坚如磐石，这就是他的意志和忍耐力的特点。
二、遇喜不亢 淡泊名利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说：“我父亲为人性格内向，沉稳寡言，50多年的革命生涯，使他养成了临危不惧，遇喜不亢的作风，特别是在对待个人命运上，相当达观。在逆境中，他善于用乐观主义精神对待一切，并用一些实际的工作来调节生活，从不感到空虚和彷徨。”邓小平的博大和达观，不但表现在面对险境、迎受逆风而不惊，还表现在获得成功、赢得胜利而不亢，表现在对过去对手的宽容上，而这正是一个政治家获得成功的必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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