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02年受抚到1927年6月18日当上北洋政府末代国家元首，张作霖这一路走得可谓是顺风顺水，春风得意。然而，“土匪”的名声却始终伴随着他，如影相随，挥之不去。
张作霖在正式场合很少骂人，但有时稍不注意，或是生气了，或是过于高兴了，也能在大庭广众下溜出一两句“妈拉巴子”，对此，有人贬之为“改不了的土匪习气”。
为了显示威严，也是因为岁数渐大，张作霖留起了小胡子，在一片叫好声中，也有人讥讽为“看着更像个杀人如麻的土匪”。
1911年10月22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在奉天省城召开了新、旧军将领会议，讨论应付局势的方针和东三省应持的态度。在会议出现僵局时，张作霖托起一个手巾包，厉声说道：“总督大人的劝告大家都听见了，如果大家今天不接受总督的好意，不举手赞成，咱们就同归于尽吧。”出席会议的将领们，误以为张作霖手巾里包的是炸弹，被迫举手通过了赵尔巽的决议。散会时，将军们边往外走边摇头：“土匪，真是土匪！”他们却不知道，张作霖手巾里包的并非炸弹，只是两个普通的香烟筒子。
1911年11月12日，在省咨义局举行的保安会上，面对一片反对声，张作霖突然跳上讲台，拿出手枪，气势汹汹地说：“今日之会，我们一定要服从大帅的主张，如有反对者，即使大帅容许，我这枝枪也是不容许的！”
历史往往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胜利者记述这样的事情，往往会有许多溢美之词，诸如“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不惜以身犯险”，等等，但事情出在同样是胜利者的张作霖身上，却又成为土匪行为的佐证。
1918年初，北洋政府总统冯国璋根据日本对华军火购入条约，买了一批军火。日本泰平公司的商轮“武德号”满载军火停在了秦皇岛。刚刚被冯国璋免去政府总理职务的段祺瑞派心腹徐树铮将消息透露给张作霖。张作霖得讯后，立即派张景惠带领两个营和一个机关枪连，偕奉天军械厂厂长丁超，于1918年2月12日，以南征军先遣队的名义进入秦皇岛。张景惠带着兵马在秦皇岛住下后，每天与冯国璋所派的接械人员混在一起，吃喝玩乐，花天酒地，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2月25日，当冯国璋的代表与日方交接完毕，所有的军械全部装上火车后，张景惠突然带兵包围了火车站，手持陆军次长徐树铮所开的接受这批武器的信函，强令火车调头开往奉天，3万余件枪炮落到了张作霖手里。
当时的中国，军阀连年混战，各路政客你方唱罢我登场，类似这样的强取豪夺、偷天换日、暗中伸脚的事层出不穷。别人做了，顶多被指责为不择手段，下三滥。张作霖做了，却又被指责为彻头彻尾的土匪行径。
在称雄东北和入主中原的过程中，张作霖只要做出点什么我行我素的事，都会被人与“土匪”两个字联系起来。这就像一个人无意中踩进一个烂泥坑，溅到身上一个泥点，这泥点却像粘到身上一样，擦之不净，也洗之不去。对此，张作霖很无奈，也很气愤。多次辩解无效后，张作霖眼一瞪，一跺脚，“去他妈拉巴子的，爱咋咋的吧”！
唉，更像土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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