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杨杰从洗澡间里出来，发现放在大衣口袋里的一份重要文件不见了，而家里并无他人，惟一怀疑对象便是他夫人。在他追问下，杨容秋死活也不承认。最后，杨杰把她按倒，从她身上搜出了那份文件。此后，他即与这位失节的夫人离了婚。
抗战胜利后，重庆还陶醉在一种欢庆的气氛中，杨杰却悄然回到了故乡云南。因为在重庆，他举步艰难，处处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盯梢。在昆明，杨杰与“民联”的张天放、陈复光、杨春训等一道继续从事民主运动，并且组织了两个经常性的座谈会，分别在周二、周五，通过聚餐形式邀请各方民主人士和进步知识分子参加。座谈会上，杨杰是主要发言人，他借机宣传国共联合与反蒋、反内战。有一次他说：“不出一年，中共必胜，国民党反动派必败，要快点促使卢汉干起来。”由此可见，他在昆明是把希望寄托在云南省主席卢汉身上，并不遗余力地为此做工作。
杨杰在反蒋中致力于策反。川康滇黔等省的蒋军及地方军中，有一部分人暗中与他有往来。其中不乏追求光明、真心反蒋之士。但也有部分投机分子，如被他委任为“西南执行部”负责人的四川袍哥李挽澜，就是一个招摇撞骗的人。他向杨杰虚报川康有多少万人可以起义。杨杰信以为真，认为这部分力量大有可为。在云南“九九整肃”前，杨杰始终不离‘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杨杰到云南，并未能彻底摆脱特务的监视。云南的军统特务，像幽灵一样不分昼夜在他房前屋后游荡。
1949年6月，中共地下党通过潘汉年辗转通知杨杰速离滇到香港，以便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联系人用暗语写了几次信，并发了几个电报请杨杰速离滇。而杨杰在回电中称，西南策反已有相当成就，暂离不开云南。实际上他是受了李挽澜的欺骗，再是对卢汉寄予厚望。
卢汉起初对杨杰的基本态度是敬而远之。然而著名的三大战役之后，卢汉看到老蒋的本钱几乎丧失殆尽，对蒋失去了信心，与杨杰的交往随之增多。卢汉常请杨杰到他家密谈，听听他对时局的意见。由于在反蒋上找到共鸣，杨杰认为对卢汉的策反已有成效，希望不日内卢汉即会有惊人之举，因此更加不愿离开昆明。
却不料，此时杨杰的一举一动均在军统特务的掌握之中。蒋介石已不能再容忍杨杰这样放肆地进行策反，特别是对卢汉的策反，将直接威胁到蒋介石希图凭借大西南作最后挣扎的计划。故而杨杰被列上了密裁的黑名单之首。
杨杰在昆明还是那样地活跃，倾心反蒋，义无反顾。然而魔爪却已向他伸来……
昆明大逮捕之前，卢汉积满把消息透露给他
夜幕渐渐合拢，黑色的云层挤满了天空，低沉沉地围过来，似乎要把昆明这座城市压扁。
一阵凄厉阴森的警车声划破了夜色的宁静，残酷的暗杀之网铺天盖地张开。谈之色变的云南“大整肃”拉开了序幕。
就在这天晚上，徐鹏飞、沈醉带着10多个特务来到杨杰家。只见大门紧闭着，从围墙上伸出来的几枝夜来香，在微风中无力地摇曳，周围一片静谧。
“一组在大门口警戒，二组负责看守后门，三组翻墙进去。”沈醉在现场老练地布置。
十几个人影倏忽之间消失了，这是一帮神速的杀手。
“笃，笃笃”沈醉让徐鹏飞坐在车上，他不慌不忙地上前叩门，假借老朋友身份来拜访。
一会儿，门打开了。杨杰的副官张德尊探出了头。
张德尊一见沈醉，显得有些惊慌。只见沈醉一扬手，一条黑影从他身后窜出，迅速将张德尊捆了起来，并铐上手铐。
这时，早已进入室内的两个特务跑出来低声报告：“屋内无人，杨杰可能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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