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参照了中华书局1989年重出的《饮冰室合集》影印本。为方便读者阅读,编辑过程中,一律采为现今通行的新式标点,部分人名译法按当今译法做了括注;并选配了一些图片。
《李鸿章传》有别于传统的人物传记“类皆记事,不下论赞”的模式,作者秉着“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的独特历史视角和批判精神,“全仿西人传记之体,载述李鸿章一生行事,而加以论断”,又与同时代的欧美政治进行比较,既有英雄相惜,也有批评叹惋——“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意识创新,论述严谨,旁征博引,评判公允,可谓是人物传记中的经典之作,读来耳目一新,启人心智。
粱启超著就的《李鸿章传》一书,力图还读者一个真实的李鸿章,一段真实的历史。《李鸿章传》有别于传统的人物传记“类皆记事,不下论赞”的模式,作者秉着“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的独特历史视角和批判精神,“全仿西人传记之体,载述李鸿章一生行事,而加以论断”,又与同时代的欧美政治进行比较,既有英雄相惜,也有批评叹惋——“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意识创新,论述严谨,旁征博引,评判公允,可谓是人物传记中的经典之作,读来耳目一新,启人心智。
第一章 绪论
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干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语曰:盖棺论定。吾见有盖棺后数十年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论人者将乌从而鉴之。曰:有人于此,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毁之者亦达其极点;今之所毁,适足与前之所誉相消,他之所誉,亦足与此之所毁相偿;若此者何如人乎?曰:是可谓非常人矣。其为非常之奸雄与为非常之豪杰姑勿论,而要之其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寻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烛照而雌黄之者也。知此义者可以读我之“李鸿章”。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李之历聘欧洲也,至德见前宰相俾斯麦,叩之曰:“为大臣者,欲为国家有所尽力。而满廷意见,与己不合,群掣其肘,于此而欲行厥志,其道何由?”俾斯麦应之曰:“首在得君。得君既专,何事不可为?”李鸿章曰:“譬有人于此,其君无论何人之言皆听之,居枢要侍近习者,常假威福,挟持大局。若处此者当如之何?”俾斯麦良久曰:“苟为大臣,以至诚忧国,度未秉有不能格君心者,惟与妇人女子共事,则无如何矣。”(此语据西报译出.寻常华文所登于星轺日记者,因有所忌讳不敢译录也。)李默然云。呜呼!吾观于此,而知李鸿章胸中块垒,牢骚郁抑,有非旁观人所能喻者。吾之所以责李者在此,吾之所以恕李者亦在此。
自李鸿章之名出现于世界以来,五洲万国人士,几于见有李鸿章,不见有中国。一言蔽之,则以李鸿章为中国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夫以甲国人而论乙国事,其必不能得其真相,固无待言,然要之李鸿章为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紧要人物。读中国近世史者,势不得不口李鸿章,而读李鸿章传者,亦势不得不手中国近世史,此有识者所同认也,故吾今此书,虽名之为“同光以来大事记”可也。
不宁惟是。凡一国今日之现象,必与其国前此之历史相应,故前史者现象之原因,而现象者前史之结果也。夫以李鸿章与今日之中国,其关系既如此其深厚,则欲论李鸿章之人物,势不可不以如炬之目,观察夫中国数千年来政权变迁之大势,民族消长之暗潮,与夫现时中外交涉之隐情,而求得李鸿章一身在中国之位置。孟子曰:知人论世,世固不易论,人亦岂易知耶?
今中国俗论家,往往以平发平捻为李鸿章功,以数次和议为李鸿章罪。吾以为此功罪两失其当者也。昔俾斯麦又尝语李曰:“我欧人以能敌异种者为功。自残同种以保一姓,欧人所不贵也。”夫平发平捻者,是兄与弟阋墙,而盛弟之脑也,此而可功,则为兄弟者其惧矣。若夫吾人积愤于国耻,痛恨于和议,而以怨毒集于李之一身,其事固非无因,然苟易地以思,当夫乙未二三月庚子八九月之交,使以论者处李鸿章之地位,则其所措置,果能有以优胜于李乎?以此为非,毋亦旁观笑骂派之徒快其舌而已。故吾所论李鸿章有功罪于中国者,正别有在。
……
——夏晓虹
“自1901年撰写《李鸿章》开始,他就明确宣布要‘全仿西人传记之体’。……显而易见,这样的篇章结构,绝然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史传与杂传,以及年谱、行状、墓志铭等体裁,而是开创了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先例。”
——戴光中
“粱启超谈到《李鸿章》时说:‘此书全仿西人传记之体,……所谓西人传记之体,就是通常所说的‘评传’。梁启超通过学习借鉴西方近代传记的经验形成的体例特点主要是:夹叙夹议,叙议结合,传中有评,评中有传,评传相间。……有助于丰富和扩展传记作品的基本要素以及相应的表现力。”
——朱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