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厉中的慈爱<br> 父亲对我是非常严格、严厉的。<br> 我在外公、外婆的呵护下，自小娇气十足，什么活也不干。解放后，父亲所在的空军21厂从上海搬迁到了南京。我小学毕业后，父亲坚决要我随他到南京上初中。父亲对我说，要锻炼我独立生活的能力。12岁的我，第一次离开家，离开爷爷、外公、外婆和妈妈，随父亲到南京，进了汇文女中住校。由于环境陌生，开始几天我几乎每晚都蒙着被子哭泣。<br> 周末，我一人乘公共汽车从市区到郊外父亲的工厂。父亲生活十分简朴，我去了就只是在他的宿舍里加一张帆布折叠床。星期天，工厂只开两顿餐，早上父亲就给我买一点很粗糙的饼干吃，喝白开水。<br> 父亲是一个非常整洁的人，无论在什么时候，他的衣服总是平平整整的，一尘不染。但我忘不了，就在那个时期，他穿的是露着破洞的袜子。我心中非常难受，用了一个口杯当袜楦给父亲缝补。看到我笨手笨脚的样子，父亲说：“别补了，就这样穿吧！”<br> 半年后，父亲调去沈阳工作，我一个人留在了举目无亲的南京继续上学。周末，只有学校食堂的厨师与我一起吃饭。宽大的宿舍里，同学们都回家了，我独自一人。晚上，窗外的月光下，死一般寂静的湖面上摇曳着林木婆娑的倒影，我内心害怕极了。<br> 但父亲对我的锻炼确实是有效的。在学校里，我一直积极上进，很快就人了团，参加了学校多种政治活动，经常代表同学们登台讲演……<br> 那一年的中秋节，一位陌生的叔叔来到学校，找到我问：“你是许锡缵的女儿吗？”我回答：“是”。他说：“你跟我走吧，你父亲要我带你回我们家过中秋节。”我虽然拘谨，但他们一家很热情地招呼我，给我吃月饼、螃蟹，让我感受到了远在沈阳的父亲对我的关爱。<br> 寒假到了，我回到上海家中。父亲告诉我们，要我们举家迁移到沈阳。我们已习惯了南方的生活，既怕北方的寒冷和艰苦，又不愿意离开疼爱我们的老辈亲人，所以都不吭声。父亲就对我说：“沈阳可好了，有一种水果，你不仅没吃过，连见也没有见过。那种水果的名字叫‘洋姑娘’，味道是甜甜的、酸酸的，而且穿着一条可爱的红裙子，漂亮极了……”然后，又对弟弟说：“沈阳屋里暖和，屋外可冷了。你在外面撒尿，要带一根棍子，一边尿一边要用棍子敲，要不然就冻成冰柱了……”就这样哄得我和弟弟都高兴地同意去沈阳。妈妈在上海慈善总会工作，待遇优厚，工作条件优越，但她经过思想斗争，还是决定作出牺牲，接受了随爸爸调动，把家搬到沈阳的意见。<br> 就这样，我们全家离开了上海，来到了上海人心目中萧瑟荒凉的东北。因为走得急，我在南京汇文女中的青年团关系都没有来得及转。<br> 在沈阳，我进了由原来的沈阳会馆改建的一所中学。<br> 每天中午，同学们吃从家里带来的午饭。由于当地居民只能吃高粱米，而我们从南方来，政府给我们供应大米，所以，中午打开饭盒，同学们吃的不是高粱米饭，就是用高粱米粉做的饼——因为黑而且夹杂有沙粒，大家叫它“砂轮”，只有我吃白米饭而且上面盖着肉片和榨菜。我看看周围，感到自己过于特殊，于是带饭时告诉妈妈不要肉。但吃饭时，总会有肉片塞在米饭中，我知道，那是母亲对正在青春发育期的我的一份关爱。父亲知道了，要我到学校入伙与大家一样。就这样一个月8元的伙食，我吃到高中毕业。每天和同学们一起吃只有一点咸菜的高粱米，虽然难于下咽，但也津津有味。<br> 1956年，我中学毕业被保送进了北京航空学院(简称北航)。那时，父亲已经在北航工作了，他住职工单身宿舍，我住学生宿舍。周末，父亲会带我去颐和园、去爬香山，有时也会带我去音乐厅欣赏一场音乐会。<br> 那时，父亲每月给我15元生活费，除去交13.5元伙食费外，我还能有些积攒。一次与同学进城，我买了一条喜欢的拉毛围巾，父亲见到了，问多少钱，我如实告诉他——16元。没想到，他大发雷霆，狠狠地批评了我，说我不节俭、搞特殊。那次的批评留给我一生难忘的记忆，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乱花一分钱。<br> 父亲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生活上非常简朴，从不过问柴米油盐的事。一发工资，只留下少量买烟和买书的钱，剩下的全部交给母亲。<br> 也许就是因为这种节省的习惯，他在恢复领导工作后出国，为了节约开支，住进了美国亲戚的公寓。又也许是因为当年被一封检举母亲的信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所以他对后来某些入就此事的举报表现出别人难以理解的激愤。<br> 在沈阳的日子<br> 回想起来，在沈阳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那是父亲一生中最快乐的时期。<br> 到沈阳后，我们一家住在和平区民生街63号院内一座日式小楼里。拉开推拉门，就进到了客厅。父亲闲暇时，就在那里拉小提琴。他在上海交大时是学生乐队的小提琴手，演奏水平很高。他拉的最多的是托塞利的“小夜曲”、舒曼的“梦幻曲”，也有中国名曲——贺绿汀的“牧童短笛”，我至今记得父亲那悠扬悦耳的琴声。周末的晚上，他从厂里回家，用家里那台能自动翻面的留声机播放唱片，我和弟弟与父母一起坐在客厅里欣赏音乐，在这种情融意洽的氛围中，我熟悉了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贝多芬的“命运”、“田园”、“英雄”……父亲的音乐素养感染了我和弟弟小禹，弟弟手风琴拉得很好，我也学会了在钢琴上弹一些简单的乐曲。<br> 父亲有时也带我们去看辽宁省艺术剧院的演出，在那里，我们知道了著名的话剧演员李默然。父亲带我们坐上给他配的汽车，一出63号院，警卫人员就跳上踏板，站在车门两侧护送、保卫。父亲请他们回去，他们说，这是工作。演出不等散场，父亲就让我们轻轻从旁门溜出去，提前退场，避开有警卫人员保卫的汽车，步行回家。沈阳的夜晚，马路上几乎见不到人。昏暗的街灯下，父亲边唱、边跳，还拉着妈妈和我们转圈。我和弟弟心花怒放，跑前跑后，十分兴奋。走到一半，汽车还是追了上来，警卫人员批评父亲“出了事，怎么办？”父亲转过身，向我们吐吐舌头，全家人乖乖地上了车。<br> 父亲喜欢唱歌，他唱的是美声，嗓音甜美。1946年，在从美国返回的船上，他引吭高歌，一曲《义勇军进行曲》使他与刘善本结识，成为莫逆之交。在沈阳111厂、410厂的联欢会上，他独唱和与苏联专家二重唱的俄罗斯民歌、苏联革命歌曲总会引来一片热烈的掌声。在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接受劳动改造时，他也经常会放声高唱劳动号子和革命歌曲。在全国大跃进的热潮中，尽管他身处逆境，但仍然为之欢欣鼓舞，自己谱写了好几首歌曲，抄写出来教车间的群众学唱。<br> 父亲的身体很好。他从小就喜爱运动，在上海交通大学，他是撑杆跳高、短跑等多个体育项目的运动队成员，家里保存着不少他参加体育比赛的照片。每天早上，他都要用哑铃和弹簧拉力器锻炼身体。哑铃被磨得亮锃锃，他也练就了健壮匀称的身体。他经常会摆出健美运动员的姿势，亮给我们看他隆起的胸大肌、鼓鼓的三角肌……我不能忘记，父亲一边屈臂，让肱二头肌鼓起，随着他用力而滑动，一边风趣地对我讲：“看，小耗子在动！”我伸手去摸，硬硬的，使劲推也推不动。<br> 我记得111厂开运动会，坐在主席台上的父亲，看到操场上的铅球比赛正在点名，他跑了下去，报名参加。已经年过40的他与年轻人比赛，获得了第三名。广播里一报成绩，全场欢声雷动、掌声四起。在场的苏联专家过来同他握手，表示祝贺，他暗中一使劲，专家“噢、噢”地呲牙咧嘴，不住地向被握痛的手吹气，逗得大家哈哈大笑。<br> 父亲的交谊舞跳得也很标准，工厂里经常举行舞会，他请苏联专家夫人跳舞，腰板挺直、步幅稳健，颇有绅士风度，在舞场上总那么引入注目。70年代后期，父亲曾带我去人民大会堂参加春节联欢会，还拉我到交谊舞的舞会上翩翩起舞，那时他已年近古稀，但舞姿还是那么轻盈。<br> 在这最愉快、最幸福的5年里，40多岁的父母又给我们温馨的家增添了一位小女儿——妹妹华林。<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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