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
“余既入斯校，那么就当追随先觉者，从事革命事业”
1906年8月15日，安徽省泾县后岸村的王家，一个瘦弱的男孩呱呱坠地了。常年在外经营小买卖的父亲王承祖，虽已有了两个女儿，但毕竟中年得子，喜出望外的他连夜赶回，给儿子取名嘉祥（这是王稼祥的原名，意思是吉祥的征兆。从抗日战争时起，才一直沿用“稼祥”之名），希望儿子日后能出人头地、吉祥平安。1913年，7岁的稼祥进入村里的柳溪小学就读。这所山村小学规模不大，观念却很新，采用近代教育的学制和方法，并从高小一年级开始就开设了英语课程。这不仅给幼年的稼祥打开了一扇世界之窗，也为他后来的前程奠定了基础。五四爱国运动后，天资过人的王稼祥很快跳级直升到了邻县肇教会学校——芜湖圣雅各中学读高中。
此时的芜湖，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五四运动前后陈独秀、恽代英等人在芜湖开展革命运动，通过办报兴学、举办演讲、开设书店等多种形式，宣传革命真理，给王稼祥的内心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少年稼祥爱国御侮的思想，自然而然地从反对教会学校开始萌发。
朱仲丽：他到了教会学校以后，发现（学校的）办学的这些方法和教育制度，（对学生）严格地控制，他不满。所以他首先提出来的就是赶掉洋校长，搞这么一个学生运动。
1925年，圣雅各学校爆发了“夺回教育权，反对奴化教育”的学潮，王稼祥领导了这次爱国学生运动，并最终取得了胜利，教会学校竞被迫关了门。这是王稼祥学生时代“外交才能”的第一次显露，那一年他18岁。
同年3月15日，中国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王稼祥冲破校方阻力，在学校组织的孙中山先生的追悼会上，发表了题为《三民主义与中国》的演讲，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做出了思考。孙中山生前曾说：“革命的成功，一是靠武力，一是靠外交。”少年王稼祥恐怕没有料到，孙中山的这一论断，与他未来的人生道路竟然如此相近。
8月，因不满父亲的包办婚姻，王稼祥逃婚来到上海，进入了当时被称为最革命的学校——上海大学附中学习，并担任学生会主席。不久以后，在给堂弟王柳华的信中，王稼祥便表示：“上大是革命之大本营，对革命事业，颇为努力。余既人斯校，那么就当追随先觉者，从事革命事业。”也可以说，在这个时候，他已初步奠定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理想。也正是从上大这所学校王稼祥被派往了苏联留学。从此，他7岁时被打开的那扇“世界之窗”，开始变得更加广阔了。
4年以后，当王稼祥怀着改革中国政治的远大理想，从莫斯科回到了上海。然而，迎接他的却是革命形势的低潮。此时的上海弥漫着白色恐怖的气息。经过两个多月的辗转，王稼祥终于找到了已经转入地下的临时党中央，开始担任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和《实话报》主编。
1931年春天，为了加强对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临时党中央决定委派王稼祥、任弼时、顾作霖组成三人代表团前往中央苏区。王稼祥到达苏区后，就担任苏区中央局委员。那时候王稼祥书卷气十足，由于他刚从苏联红色教授学院毕业，对马列主义理论进行过系统研究，被人们视为革命理论家。
朱仲丽：那时候威信相当高。他们是直接马列主义下来的、列宁下来的继承人，那威信当然高了，也应该信他们的。所以到了中央苏区以后，毛主席就迎接他们。
在这里，王稼祥第一次见到了红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书记——38岁的毛泽东。
朱仲丽：毛主席跟王稼祥一见面，非常亲热。那个时候第一贯游击战已经打了，有了中央苏区了，了不得，有了地盘，有了武装。以前没有武装，现在有了枪杆子出政权；有了政权，有了武装，真是非常佩服，他说这就是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不是教条主义。王稼祥这个时候教条在他脑子里已经不多了。他本来满脑子装的是理论，没有实际工作，跟毛主席一接触之后，实际的东西也都装到他脑袋里来了，所以以后才有这么多功劳。同毛主席第一次见面，两个人互相谈，一直谈到天亮。
一见如故的两个人，一直都在探讨中国革命的有关问题。当时毛泽东提笔写下了两行字：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游击战里操胜券；诱敌深入，各个击破，运动战里歼敌人。王稼祥一边看一边连点头，并对毛泽东自成一格的书法大加赞赏。毛泽东谦虚地回答：比不得你们留过学、吃过洋面包的学问家，不过，我这副对联倒是洋学堂里没有的。
王稼祥进入中央苏区一年间，把在苏联学到的苏维埃的理论，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协助毛泽东指挥部队作战，取得了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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