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盼来了一只金凤凰
我是越剧演员，但我却是宁波人，按照正规的说法，祖籍是浙江省宁波鄞县。我父亲叫金宝富，母亲叫潘玉香，在上海顺昌路开了一爿小小的制鞋店，所以我的“阶级成分”就属于小业主家庭出身。
我们姐妹兄弟六人，我是老大。说来有一点奇怪，我父亲和母亲结婚已经两年，老是不见母亲有喜的征兆。家里的长辈都担心我母亲不会生育，就有些急了，甚至有人劝我父亲再讨一个。这在当时也是名正言顺的。但是我父亲不肯，动情地对我母亲说：“你不会生养，这是命里注定的，我不讨小，不想去害人，我们还是去领养一个吧。”母亲为此很感激父亲，听他的话，曾先后到育婴堂领养过两个，但是都养不大，夭折了。
不久，母亲竟怀孕了，怀的就是我。1930年11月的一天，我出生了。虽然是个女儿，全家人却也欢喜得不得了，觉得终于盼来了一只金凤凰，所以给我取名金翠凤。好不容易得到了我，又怕失去我，便把我抱到庵堂里去，在我头上烫了一个香洞。这是老派的迷信，以为这样能消灾祛难，养得牢，所以至今我的头上还留着一个疤痕。
说到我的母亲，我是打心眼里敬爱她尊重她的。她很小就被生母送给人家做养女，一直不知道自己的生身父母是谁，也从来没有去寻访过，因为养父母待她很好。在她16岁那年，还不怎么懂事呢，就嫁给了我的父亲。我父亲是出名的孝子，对我的祖母百依百顺，赚来的钱不是交给我的母亲，而是交给我的祖母。但他也很喜欢我的母亲，常常将祖母给他的零用钱偷偷地在被窝里塞给我的母亲。可是我的父亲脾气很不好，动不动就要发火，发起火来的时候多半又是将气出在我母亲身上。有一次，记得是个大冷天，母亲熬了一剂补药，想给终日劳累的父亲补补身子，不料药碗刚送上去，父亲不知怎么又来火了，手一甩，药碗被打得粉碎，药汁溅了母亲一身。母亲吓呆了，又不敢和父亲申辩，只好缩在一旁淌眼泪……受了男人百般的气，母亲还是任劳任怨，从店务到家务，都一人承担。在店里她相帮照料生意，在家里就更不用说了。她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是聪明能干，样样拿得起。不说别的，就我们六个孩子的衣服，都是母亲手工缝制的。有一幕景象时常在我的记忆中浮起：店打烊了，全家人晚饭也吃过了，在昏黄的灯光下，母亲在桌上摊开了一块布料，旁边是一把尺和一把剪刀，我们身上穿的新衣服就一件一件在母亲的手上像变戏法似的变出来了。
母亲终日操劳，仿佛没有好好地休息一会儿或者偷闲片刻，自己去“小乐胃”一下的时候。要说有的话，那就是陪我的祖母到马路对面的同乐戏院去看场越剧。这是她唯一的文化享受了。我想，母亲仅有的一点文化知识，大概也就是从越剧中得来的。她是受我祖母的感染而喜欢上越剧的。祖母有时候也带我去，我当然也迷上了，说来也就是“缘”……
同乐戏院是专演越剧的场子。那时越剧还进不了“卡尔登”（即后来的长江剧场，已拆除）、“大上海”（也已拆除）等第一流的大剧场，地处顺昌路合肥路的同乐剧场也算是越剧的“黄金宝地”吧，好多名角都到这里来演出过。袁雪芬、尹桂芳、竺水招、邢竹琴、邢月芳、金香琴、王水花等都在“同乐”展露过她们的风采，她们都是我迷恋的对象。她们在台上一会儿扮小姐，一会儿扮夫人，一会儿扮书生，一会儿扮老爷，穿着崭新发亮的行头，进进出出，哭哭笑笑，把我带进了一个神奇的世界，一个梦幻的天地。她们有时从后台走出来，只要朝那里一站，还没有开口，台底下的观众已经如醉如痴，叫好，鼓掌，有的还跺脚，兴奋得霎时忘掉了一切，只有眼前的这个演员给了自己莫大的安慰。我是这些观众里的一员，同样的兴奋我也有。但我更有幻想：假如有一天我也能出现在这个舞台上，假如有一天我也能当上主角，挂了头牌，面对着观众热烈欢呼的场面，那将是一种多么美妙的人生境界啊。记得有一次看了《梁祝》，回到家里，脑子里满是小生花旦哥哥妹妹的动人情景，想啊想的，实在熬不住了，就拿起床单，披在身上，在我家那张雕花的红木床上，模仿着刚才看到的演员的动作，像发痴似的，一个人唱了好一会儿。大人倒不管我，反而觉得很有趣。但是，当我小学毕业不想再读书而露出要去学戏的口气时，母亲和祖母倒是不置可否，父亲知道了却面孔铁板，狠狠地把我训了一通。他的意思无非是金家向来规规矩矩做生意，你倒要做“戏子”去了，被人看不起，岂不是丢了金家的脸。他甚至还把话说到这种地步：“你真要去唱戏，你前脚走，我后脚斩，金家再也不认你这个女儿！”我吓得哪里敢吱声，霎时“妄念”顿消，只得乖乖地去上中学。
我上的是一所私立女子中学。因为个子长得比同龄的女孩子高一些，人又瘦，总是扎着两条长辫子，加上性格内向，不大喜欢说话，看起来很温顺的，所以老师很喜欢我，与同学的关系也不错，成绩又说得过去，便顺利地读完初一，升人初二。
我还是很想念越剧，但是要想去学戏的念头在这段时间里并没有浮起，只一心归命地要读好书。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初二才读了不久，父亲就因病去世了。他的肝不好，时常闹肚子痛。这情况放到现在就可以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但那个时候只能忍着，偶尔去看趟中医，开两帖中药吃吃，也不见好转，他动不动发脾气，其实就是肝病发作的缘故，就是俗话说的“肝火旺”。我们这爿店只收了两个学徒，做鞋子的活主要由父亲承担，从早做到晚，不大有休息的时候，如此终日劳累，终于累倒了。他实在撑不住这个家，撒手而去了。
父亲去世的这一年我母亲才35岁，小弟才出生两个月，突然发生了这么大的不幸，家里的一根顶梁柱崩折了，母亲的哀痛可想而知。还不仅仅是哀痛的问题，这一家人今后怎么办？上有老，祖母还在，而且活得很健旺，下有小，有六个嗷嗷待哺的儿女，沉重的生活负担有谁能够承受？只有母亲。现在回想起来，她真是了不起，一点文化也没有，还是一双放大了的小脚，却毅然决然地把店务家务都管了起来。店里有个学徒，跟我父亲学了几年，做鞋子的活计也能应付了，生意往来却都由母亲做主。家务事祖母还能相帮做一些。孩子失去了父亲，好像比从前更乖更听话了。母亲实在是忙得可以。前前后后：里里外外，哪一样都少不了要她操心，哪一样都要她亲自动手。她强忍着一个年轻寡妇心中巨大的悲痛，释放出了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老派女人的巨大能量……
我毕竟已经念到初中，怎么说也有些懂事了。在学校里还好，放了学一回到家，心就不由自主地沉了下来。尤其是看到母亲那样艰苦吃力地忙着，不要说我是她的女儿，就是别人看了也不忍心啊。书再也没有心思念下去了，想来想去，在征得母亲同意后我主动退了学。在家里我好歹是个老大，照应照应弟弟妹妹还是有点把握的。店里的事情，我虽然一不会做鞋子二不会谈生意，但银钱往来的账我会记。进来多少货，该付多少钱，出去多少货，该收多少钱，一笔一笔，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俨然是个小账房先生，省了母亲不少心力。
这时忽然生出一个意想不到的插曲，有人来给我做媒了。祖母和母亲都同意，我也只好同意。居然还去相亲。那天，母亲还特地向隔壁人家借了一件织锦缎旗袍让我穿上。我依然梳着两条辫子，但是头发上刷了好多刨花水（类似现在的“摩丝”），好光亮一些。对方是一家工厂的“小开”，人瘦瘦的。我说不上对他有什么感觉。回来的路上，母亲和我同乘一辆黄包车，问我：“人好？”我回说：“你说好总是好的了。”又把我的生辰八字送过去。不想对方请算命先生一排，说我们八字不合，说我的“命硬”，便退了回来，亲事就此作罢。要是八字合的话，那时我可能就会糊里糊涂地嫁过去了，此后便只有一个家庭妇女金翠凤，没有了越剧演员金采风。
这件事也让我萌生了一种屈辱感。我是什么？人家说要就要，说不要就不要，女孩子就这样没有地位，不能自主？我不能说我此时已经有了反抗意识，但幼小的心里确实有好一阵的不愉快。如果下次再有人来说媒，至少我可以向母亲说“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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