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明星的陨落——哭徐迟<br> 冯亦代<br> 古哲人曾经有句名言：天才与疯狂的区别不过是一线之隔，稍偏一方即是天才，而向另一方的倾斜，就成为疯狂。这句话是徐迟经常对我说的。他心仪的诗人戴望舒就因为讨厌他的气喘病妨碍了他的工作，便在自己身上注射过量的麻黄素而谢世的。想不到隔了40多年后，他的诗友徐迟也会因老年躁动症而离别这个他既歌颂而又生厌的尘世。<br> 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会1996年12月14日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行，我接到通知后就在会前几天打长途给徐迟，希望那时他的气喘病已经痊愈，能够到北方来享受一些北国的冬日，同时见见亲人和老友，消除他在武汉的落寞心情。但是电话铃响了又响也没有人接，我想肯定他还在医院里没有回家，便废然挂上了电话。我心里有个很大的希冀，如果我能说服他来北京开会，那么我们可以过几天连床共话的生活，这样也可以使他散散心，同时说服他住在北京，免得他在武汉挨冻。我因为老伴黄宗英还在上海治病，家里没有人可以陪我去住在宾馆里，便事先请求袁鹰在开会时生活上给我照顾，他说他义不容辞，于是我们便决定13日下午四时半后去梅地亚中心报到。我有多年没有失眠了，但12日夜里我睡得很不踏实，不时感到有人进我的卧室而惊醒，一直到天泛鱼肚色，我才小寐了一会儿，但不久天光大亮家里的老阿姨也起来了。起身后一翻日历是13日星期五，心里想怪不得我昨夜睡不安身，原来今天是“黑色星期五”，会有什么倒霉的事吗？<br> 下午等到我车抵梅地亚中心，袁鹰早已在候我了，一见我便把我拉到人稀的屋角，轻声在我耳边说徐迟坠楼死了，你有什么消息？因为他不相信。我听了大吃一惊，说我才第一次听到，我也不能相信，我们打电话去问徐迟的三阿姊徐和吧。好容易轮到我拿到卧室钥匙，便和袁鹰上了楼进了卧室拿起电话找三阿姊。电话是伍老的秘书接的，说已得知这个不幸的消息，但没有对徐和讲，怕她受不了，明天武汉文联要派人来，预备一块谈，这样老人可以减轻一些打击。我便下楼去找武汉来开会的人。<br> 我们遇到了骆文同志，谈起徐迟，他说也觉得突然，刚才他夫人来长途电话他才知道，这消息使他难受，因为不久前他还同徐迟通了电话……一直到14日开会后，我才把得到的各种说法编织成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他原来住在医院的六楼，也许是梦游病使他这样，打开了铝合金窗要吸些新鲜空气而不慎掉了下去。但这样的故事，连我自己也不能相信，我想也说服不了别人。<br> 14日我应该打电话去找徐和，但是我考虑到也许他们正在谈话，也许三阿姊不能接受这个消息，也许，也许……我决定这天不去打搅他们……15日午后，我便转到京西宾馆开会了。我的心很乱，因为两宵没有安睡而头脑昏沉，血压上升，而且感冒了，咳嗽不止，便告假回家去找医生服药。我写信给徐迟的好友张继凤，也设法请人打电话给正在美国探亲的钱能欣。当然我也把编织成的故事告诉宗英和含之，她们听到消息都呆住了。到将近深夜时含之来了电话，告诉我她所听到的徐迟弃世的经过：<br> 徐迟自北京回武汉后经常抱怨他睡眠不好，差不多每晚都做噩梦，有时白天也有幻觉。有关医务人员会同研究他的病的结果，断定是老年躁动症，会有幻觉也会有幻觉中的行动。出事的晚上，他把陪夜的特别护士打发走了之后，医院的值班护士每隔15分钟去病室里看望一次。大概在午夜的一次他还好好睡在那儿，隔l5分钟再去，已不见徐迟，最后看到了洞开的铝合金窗，可能徐迟梦里走过此处开了窗，户外的冷风一吹，他醒来了，发现身在窗外，便掰住了窗框，把窗框掰得也变了形（后来丁聪说徐迟的手劲是很大的），最后终于……（上面的叙述，也许还有我的想象），这便是徐迟的最后挣扎和结果。我听到她在啜泣，放下电话我也禁不住老泪纵横。这一夜我总想着徐迟乐乎乎的一生，一直到天大亮，也不能入睡。<br> 今年春节前徐迟曾来北京，住在三阿姊家里，我曾多次去看他。第一次去时，他在念一本英文书，是讲宇宙的，他随手递给我，说是本好书值得读，但我翻了几页，看不懂，便放下了。只是听他在说20世纪末快要到了，人类又将逢到一次劫难，甚至会因之而毁灭等等。我当时听了一呆，回来对宗英讲徐迟看电脑联网中了邪。以后再去时，他又谈到劫难的事，还说信息时代将完全改变人类的生活，而如果发生战争（说到此时，他又强调了一句），即使没有战争，人类也会毁灭。战争也不会像过去的两次世界大战一样了，因为这已是信息时代。我禁不住说我们都是相信唯物论的，你怎么又倒回去相信唯心主义了。他说这是电脑联网告诉他的，并笑着说你不懂电脑，对你说是白搭云云。又一次我和宗英去看他，他和我们谈生物工程，宗英那时在研究土地的沙化问题，他们谈得很起劲，我和比我们后到的李辉只能在一旁静听，插不上嘴。那天我把含之带给我们的面包、奶油蛋糕等分了一半给他，他十分高兴，说“有好几年没有开过洋荤了，谢谢你们！” <br> 今年7月下旬，忽然得到徐迟好友钱能欣打来的电话，说最近徐迟的来信情绪十分消沉，要我写信劝劝他。我听完电话不免陷入沉思。徐迟给我的信，总是谈到他生活的愉快，从来没有透露什么低沉的调子，为什么钱能欣又要如此说呢？可能徐迟和钱能欣谈到他和那位“女士”的婚姻破裂，而他是从来没有和我谈过他第二次婚后生活以及分手经过的，只有这次来京才谈到他同这位“女士”已经分手，并说这位“女士”隐瞒了许多婚前的事实。我推想可能这件事成了他的隐痛，所以在我和宗英面前有意不提，于是我们商量了一番，决定把事情说穿，从而施以劝解。他的回信很快就来了，是寄到北戴河全国政协休养所的，写信日期是1996年7月20日，信里写道：<br> 亦代：<br> 亦信两页，一开头就说到Internet上头来了，你们一天而（到）晚勤于写作，可惜盘桓在旧有的世界里，于光芒万丈的宇宙未来，勿搭界，还写意而且自满，乃谓我杞人忧天，而听从能欣电话，谓我悲观厉害，还想当然是“由于那位MS造成的”，非也，非也。我的悲观毫无根据，但人人都是一条曲线，万物均是一条曲线，不可能没有上弧，下弧。你只能下弧，而不看上弧，岂能看到乐观？我在湖北，武昌，过得不错，暂时不会出门，每日集中精神，读书写字，其乐也融融，你不用愁的。想寄一篇（另邮寄到）《文字第四章》给你们看看，一看便知端的，不过请勿拿出去给人家看见，千万千万！寄的当然是打印之后，未改定之稿，不能见人的。（他后来没有寄我，我电话中曾问过他，他说还在改——亦注）<br> ……<br> 这以后我们还通了几封信，但没有再谈到这个“消沉”的问题，不过我和宗英都劝他北来过冬，在武汉他一个人离群索居，真是太寂寞了。特别有次他谈到患了电脑病，一坐在电脑旁边，两只手就要动，就要打字，就要一直打下去，甚至不知道打的是什么。他说以后只能不用电脑了，由他口述，录音，由助手写成文字；然后他在稿上改动，定稿。我们都为他能离开电脑而高兴。<br> 我们在8月20日从北戴河回到北京，宗英就病了，好容易捱到10月23日才飞上海。我是参加母校沪江大学90周年大庆的，宗英则回沪就医，因为她的医疗关系无法转到北京来。我一直住到11月19日才乘火车回京，在沪的日子也和徐迟通过信，但没有发现他有悲观厌世的迹象。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竟传来了我完全不能接受的消息。这个消息就重在“不幸去世”这四个字上。我知道确讯的晚上就打电话给女儿冯陶，要她查看13日下午邮递员有无送来徐迟的信件，我希冀或许他在信里会透露他对自己了结残生的一点消息；但是没有，一直到现在还是没有，因此我排除他自愿了此残生的猜测，而且在心头留下了他给我的苦涩。<br> 早在我大学快要毕业的最后一二年内（大约在30年代的中期），就经常在《现代》和《妇人画报》等文学刊物上看到一个署名徐迟的作品，他写的诗如早晨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不由得使人读了心醉。我还看到他写的美国诗人维琪·林德赛的评介文章，写得颇为深人，论点明确，令我折服。后来从同学处得知徐迟还在北平某大学读书，使我吃了一惊。我想他还在大学读书，年龄大概和自己差不多，居然有这样水平，堪称是个天才。自己虽然读了一些美国文学的书刊，除了知道一个厄普顿·辛克莱，却连这位作家身世都不清楚，实在惭愧。可惜他在北平，要是在上海，我一定要写信给他，道我想和他作文友的赤忱。<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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