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形势的发展，毕竟使得欧阳修的职位有了变化。其年六月，他奉诏复职，返回汴京，继续担任馆阁校勘。三年之后，仁宗皇帝“方锐意太平”，“广言路，修政事”，不少人举荐欧阳修为人方正，宜为谏官。于是，庆历三年（1043）三月，欧阳修被从滑州通判任上召还（前一年九月刚刚通判滑州），正式充任太常丞知谏院；十月，又以右正言知制诰（负责草拟皇帝诏令）。他已处于更加接近皇帝的地位。
欧阳修从知谏院起，七年前痛斥高司谏时的政治激情，重又在他身上涌现出来，他仿佛积蓄了过多的精力，一下子找到了可以充分使用的机会。在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向仁宗皇帝献上多达六七十篇奏议，从各个方面大胆地抒发了个人的政见。他不畏风险，尖锐揭露腐败现象，指责权臣的阴私行为；他积极主张澄清吏治，选贤任能，并要求选练士卒，加强战备，巩固边防；他用力抨击保守派代表人物如吕夷简、李淑等，而一再荐举那些有政治抱负的贤臣如范仲淹、韩琦、富弼等，请予重用。
范仲淹于庆历三年任参知政事（副相）后，曾奉诏条上十项建策，以求整理机构，增加生产，富国强兵。仁宗据以颁布全国，这便是有名的“庆历新政”。欧阳修是“新政”积极的鼓吹者，支持者。庆历四年（1044）八月，欧阳修奉命出使河东路（今山西一带），据实调查社会情况，努力筹集粮草，具体向朝廷提出垦荒的建议。这是他从一个方面配合“新政”推行，所采取的一步重要的实践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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