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指 我能看到冰块消亡的那一天
出租车在烈日暴晒的京昌高速公路上开了好大一会儿，来到昌平县沙河镇。
沿着一座狭窄的危桥(桥下是一条污染得漆黑的河，河边是因污染而分外茂盛的青草)走到河对岸，不远处，一道围墙围住的地方，就是北京第三福利院了。病房掩映在绿树之中。走了好一会儿都没见到一个人。一只大鸟在很近的地方叫，既不悲伤，也不快活。
很快，树木后边有了晃动的身影。是一些女病人，悄无声息地晾晒衣服。
食指(郭路生)所在的第二病区是一幢小楼的第二层。走廊尽头的那间屋子是他们看电视和聊天的地方。当我们出现的时候，一屋子的人好像都知道我们是来找郭路生的。但很可能他们谁也不知道这个和他们朝夕相处、为大家擦了七年楼道、洗了七年碗、和他们一样是疯子的人，是个大诗人，刚刚获得了《人民文学》颁发的诗歌大奖。
食指从那一堆浅蓝色条纹病号服中出来了。一位年轻的大夫给我们找了一问办公室。
刚一坐下，食指就很突兀地说：“我想谈谈时尚的问题。我觉得时尚的问题一定要引起注意，这牵涉到一个民族的文化。时尚是短期的，泡沫的，是带有商业色彩的一种表面的东西，不是内在的。”
“你现在离城市这么远，你怎么会知道时尚？”
“《时尚》杂志想让芒克去办，他没去。他不愿坐班。前一段我看牙刚回来，见到芒克，他说刚发了我的诗，装点门面的，稿酬很高。”
“你对时尚的泛滥感到忧虑？”
“我担心中国人不会那么纯了。”
“你最近身体怎么样？”
“还好。”
“接到获奖消息的电话时你在做什么？”
“我不知道是我获奖，我以为是奖励那个编辑。通知发到我们家去了，家里跟我说得并不清楚。我以为是那本书得奖了。回到家以后，临去参加会议前才知道。”
“你对这次获奖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奖主要是鼓励一种人文精神，也就是不讲时尚，纯朴一点，朴实一点，不要让人感觉到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社会上应该保持一个正确的导向。奖励我主要是奖励一种人文精神，就是这些年来真正能坐冷板凳，真正静下心来在那儿写作，不浮躁，不为名利。真正的，不是假的，装门面的。电视台的记者来采访我时，我说不希望炒作。有时候一些奖励和报道会把我给弄得很乱，不会像以前那么能静下心来。”
“人们说《人民文学》诗歌奖前两届空缺，第三届奖励的两个诗人，一个死了，一个疯了。社会上这么议论你，你知道吗？”
“我把自己定位为疯子。我戴着一顶疯子的帽子，在思想上和精神上可以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爱怎么想怎么想，因为我是疯子。”
“你进福利院几年了？”
“开院之前我就进来了。原来这里叫第三福利院，后来我们这部分分出去，叫民康医院。”
突然又说：“我觉得最近广州《羊城晚报》敬业救国的讨论挺好。”
食指在一根烟抽到头的时候，立即续上另一根。说话有点漏风，上边一排牙已经没了一半。“我的牙给医生看坏了，他给我钻纰了。”
食指不在意外界称他为“疯子”，是因为他认定了诗人骨子里就应该是那种冲破种种桎梏的非凡人物。“文革”期间，食指的作品以手抄形式传遍知青部落。万籁俱寂的国土上，惟有他发出了真正人性的声音。媒体几乎没有意识到，在《人民文学》将这一荣誉授予食指的同时，食指也将一种庄严的光彩赋予了这个奖项。
诗人多多是这样评价食指的：“在我看来，就郭路生早期抒情诗的纯净程度来看，至今尚无他人能与之相比。我初次见到他已是1974年冬的事，那时他已精神崩溃。就我记忆所及，郭路生是自朱湘自杀以来所有诗人中惟一疯狂了的诗人。”
我是通过食指的好朋友、诗人林莽找到食指的。我在电话里问林莽，有没有什么不能问食指的问题，毕竟食指还在治疗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忌讳的话题。林莽说不要问私生活的问题。
食指对我的提问应答如流。他的回答已经自动刻画出一个饱满的诗人的形象。
对他来说，时间的维度是不存在的，他依然活在他的精神世界里，正如他所说，“很多人不相信，说是神话，因为我在这样的环境里还能写诗。我是疯子，我在我自己的王国里是国王。”这句话换了任何一个诗人来说，都有造作之嫌。但是出自食指之口，是那么自然。
当时，食指的病尚未痊愈，从他的一些话里可以感觉出来。他臆想了一些从未发生过的故事。但是谈起诗歌，他就变得那么兴奋，那么正常，那么健谈，一套一套的。他可以整段整段背诵自己的诗歌。我想我没有必要去请教医学博士，为什么一个疯子在谈论诗歌时可以如此健康如此正确。只有两个字可以解释，那就是——热爱！
食指提到李大钊的一句话，“从凄凉中看到悲壮”，这几个字用在他身上也非常熨帖。他就是凄凉的悲壮。
第二次见到食指，是2002年底，广州的一次诗歌朗诵会。食指穿着一件旧得泛白的蓝布衣裳，不是很振作，看着让人心酸。但是朗诵会那天晚上，食指是真正的明星。他不像其他诗人那样对着稿子念，而是一口气背诵了自己的六首诗作。台下掌声雷动。
这么多年过去，食指依然具备震撼人心的力量。
2006年，在杭州一次诗人与艺术家的活动上，第三次见到食指。别人朗诵的时候，我看到他在台下坐着，神情严峻。
2008年3月12日，林莽告诉我，食指上周跟他通过电话，对他说：“你那儿今年的活动我不参加了，我要写诗。”
杨子：你最初是怎么爱上诗歌的?
食指：那还是在上小学的时候，最主要是因为它的抑扬顿挫和押韵。小时候，别的孩子都在看《三国演义》的连环画，看苏联反特小说，我已经在看诗了，比如《给孩子们写的诗》，我能感觉到那种美感，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语言。还有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也看不懂，还大段的抄袭。我给人投稿，大段地抄。这个以后写回忆录我会提到。
杨子：你母亲对你也有一些影响吧。
食指：对。我妈妈给我读的诗很浅显，印象最深的是《乌鸦反哺》，还有“欲寄君衣君不还，不寄君衣君又寒，寄与不寄间，妾身……”你一读就懂。我觉得非常奇怪，怎么会这样?怎么那么好?这种语言非常神奇。那是小学四五年级的事情。还有马雅可夫斯基的那首诗，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说把夕阳送进晚霞的隙洞。那时我们住校，晚上我就坐在操场上看晚霞，太阳比较亮，晚霞真像有一个隙洞，太阳在那儿呆着。诗的美不是一般的。
杨子：你最早开始写诗是什么时候?
食指：就是四五年级。那时写打油诗，“鸟儿落在树梢，三八节就要来到。在老师阿姨的节日里，问一声老师阿姨好。”就这样写着玩。
杨子：最早被老师和周围人注意到你写得不错是什么时候?
食指：初中。那时一些同学就议论我，这是个天才，都是女孩说的。我们那时写诗互答，有人就说我不好好上课。
杨子：初中和高中时已经开始比较自觉地写作了?
食指：但是我更喜欢数学，还喜欢天文学，好奇。我是北京市天文小组的，画环形山，夜里不睡觉，月亮出来的时候我就画环形山。我们用的是天文馆里最高级的望远镜。到了高中，我写了《书简》。怎么回事呢?是我同桌一个女孩，姓赵，她请我写的，她喜欢文学。她拿来一张画像，是她姐姐临摹的，画的是十二月党人的爱人，她托人画下自己，然后把画像送给她的爱人——那个十二月党人。我就写了一首诗。
杨子：最早何其芳对你影响很大。
食指：对。我写这些诗的时候不知道诗的规律，我只知道是抒发我感情的一种方式。那是六七年，何其芳知道我写诗，就跟我讲，诗啊，是有格律的。我现在写诗都很整齐，用的是新格律体。他跟我讲，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规律是什么呢?一开始都没有格律，后来形成格律，后来又打破格律。
杨子：你喜欢他的《预言》吗? 食指：非常喜欢。非常精巧。何其芳很爱跟我谈，他是非常健谈的一个老头，他跟我谈得特别
多的是马雅可夫斯基，他说那是大师。我马上就想明白了。何其芳的《预言》显示了中国人那种心灵的精巧，感觉的细微。马雅可夫斯基完全不一样，那是一种大气魄，粗野，有生命力。马雅可夫斯基比惠特曼要粗野多了，很有生命力。这就让我想到中国文人的生命力的问题。马雅可夫斯基有一种滔滔如江河的东西，而我们中国诗歌却像水乡一样。
杨子：我正要提到类似的问题。何其芳的诗歌有一种阴柔之美，追求唯美主义，你的诗歌很硬朗，很强大，在悲伤中透出一种力量，这和你的性格有关，还是受到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响?
食指：一方面是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响，另一方面是我疯了。我跟贺敬之也很熟，贺敬之说过，小郭的诗有风格，一读就知道是你的诗。我就琢磨，我喜欢什么样的诗?什么是我所追求的?我记得李大钊的一句话，“从凄凉中看到悲壮”，我最喜欢这个。我有这样的诗句：“身世如秋雨般凄凉，内心却落日般悲壮。”就是说我身世很惨，内心却很悲壮。我追求这样的境界。
杨子：《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是整个60年代最震撼人心的作品。请谈谈当时的创作过程。
食指：送别人走的时候我也写诗，写完后就觉得不是自己要走的那种感觉。到我自己走的时候，我又写了一首，在火车上写的。火车开动以后，跟一些朋友聊了聊，到夜里我就找了—个很静的地方开始写诗。写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母亲缀衣扣的针线。我开始想了很多，写了很多。火车开动的时候不是会有“咔嚓”一下的声音吗?就是那一下，一下子把我抓住了。
杨子：有人说这之前你写的送别歌是歌颂上山下乡的。
食指：因为我觉得必须锻炼。我写的是：“响起来了，响起来了，响起来了，车站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因为这是鼓励一个初步的儿童迈开步伐，走向光辉壮丽的人生。”
杨子：在你下乡去山西之前，你和你的朋友有过一些快乐的时光，你那时对文学的热情空前高涨。能不能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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