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回 上海影坛群雄并起 邵氏兄弟结盟打拼
上世纪30年代，少年邵逸夫在他大哥邵醉翁的带领下，贸然闯进这方当时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是那样陌生和神秘的电影世界。从普通员工干起，后勤、打杂、放映、摄影乃至发行，他在所有部门都做过，且做得都很出色。正因为如此，日后在技术上谁也难不倒他。也就在此时，对电影事业的激情在邵逸夫年轻的心中被点燃，对事业的激情正是他成功的第一步。
邵逸夫，祖籍浙江省宁波镇海。
1907年，他出生在上海一位富有的商人之家。
他的父亲邵行银（别号玉轩）与当时成千上万的宁波人一样，于19世纪末前往日趋繁华的上海“淘金”，并于1901年成立一家颇具规模的“锦泰昌”染料行。到邵逸夫出生的时候，邵行银已经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他的“锦泰昌”染料行在上海很有几份名气，生意做得很像样子。他在上海商界也很有名声。
邵行银并不是一位只会做生意的商人。他不仅在生意场中经营有方，生意红火，而且还很关心时政。当年，他就非常同情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和外界接触也比较多，家中常有些名士风流走动，在当时的上海工商界颇为活跃。1920年当他在上海病逝时，他的葬礼很是体面。许多在当时名重一时的人物，如康有为、虞洽卿及曾任苏浙总督的卢永祥、民国元老谭延阁等晚清与民国初年的风云人物都纷纷为其题辞致哀。
邵行银另外还有一个长处，就是对新鲜的事物很敏感。当时电影还是刚刚传入中国，还是无声电影的时代，他就对这种东西很感兴趣，好像他和电影就有缘。有一次，他与朋友出去游玩，一块看了一场电影，就立刻被电影吸引住了。无声电影在当时被老百姓看成是一种神奇的玩艺，谁都弄不懂那么一块白布上，怎么就会凭空出现山水树木、活人牲畜！但邵玉轩与众不同，他在惊叹之余，马上就去打听有关电影方面的知识，想把它当作一个有利可图的行当！当别人还在为电影作口头义务宣传的时候，邵行银已经捷足先登，打起了电影的主意。正是这样，他才在后来才毅然地派他的长子邵醉翁去接收上海的“笑舞台”剧院，不久就经营起影片的进出口生意，从而开创了邵氏家族的电影事业。在这一点上，又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位成功商人的精明。
正是有了这样的一位父亲，才有了后来邵氏家族的辉煌和邵逸夫的事业。
邵逸夫共有兄弟姐妹八人。在他出生时，他的上头已经有三个哥哥和两个姐姐。他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六。所以后来在圈子里，他又被称为“六叔”。按照邵氏家谱中的辈份排序，邵氏四兄弟属于“仁”字辈。所以他们的“派名”从大到小，依次是仁杰、仁棣 、仁枚、仁愣。后来四兄弟都没有继承父业，而是全部都进入了娱乐圈，并将本名弃之不用。成年之后，他们全都改用别号，分别叫做醉翁、村人、山客、逸夫，皆源于陶渊明的田园诗篇。这些原本为“号”的别名，后来叫惯了，也就成了他们的“名”。
邵逸夫的大哥邵醉翁，也就是邵仁杰，在四兄弟中排行老大（后来圈子里的人又称为“邵老大”），是影响邵逸一生的最为关键的人物。邵逸夫就是在他大哥的直接影响下，开始电影事业的。
邵醉翁从事电影业也是半路出家。他本来学的是法律专业。
1914年，邵醉翁毕业于上海神州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在当时法租界的中法振兴银行做律师。做了几年律师后，在1921年就转入金融界，担任中法振兴银行经理。这时，他就利用在金融界的优势开始经商。邵醉翁开始经营的是一些小本生意，也赚过一些小钱。后来，他为了把生意做大一些，就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合伙经营一家蛋厂，并取名叫“华友蛋厂”。没想到不到几个月，华友蛋厂就不得不“执笠”（广东话意为“关门倒闭”的意思）。华友蛋厂的倒闭，虽然没有让邵醉翁在经济上受到什么重创，但是，他却从此意识到经商并非己之所长，自己永远都不可能像父亲那样，能把一家染料行，打理得那样有声有色。
经商不成，天生不甘寂寞的邵醉翁，并没有满足于做一名银行经理。于是他就突发奇想，决定弃商从艺。在父亲的支持下，同当时在上海滩演艺圈颇有几份名声的张石川、郑正秋等人合伙，一举收购了法租界的“小舞台”。
“小舞台”是当时法租界一家娱乐场所。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加上又经营不善，负债累累，只好把“小舞台”抵押出卖。邵醉翁等人收购之后，决定改变原来的经营思路。他们认为，一家娱乐场所，名字很要紧。原来的“小舞台”，就给人一种没有大名堂的感觉。于是，他们就按照“小舞台”的谐音，将其改名为“笑舞台”。为了突出自己的特色，他们决定放弃其他的娱乐方式，以上演当时流行的文明戏为主，争取档次较高的市民观众。由于经营策略的改变，尽管是一字之别，但“笑舞台”的生意却异常红火。这让邵醉翁第一次尝到了从艺的甜头。从此以后，他就干脆放弃本行，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不过，令邵醉翁当时并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人生道路的重新设计，不但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而且还会在后来的岁月里，影响到自己的几个弟弟，并且能让自己最小的弟弟邵逸夫，在未来的拼搏中一举成名，成为我国电影史上名闻中外的电影大亨。
正当大哥邵醉翁在上海演艺圈春风得意的时候，邵逸夫还是一个年轻的学生。邵逸夫七岁那年，就被父亲邵行银送进了美国人在上海办的一所学校学习英文，为的是让他从小就能受到良好的正规教育。当时，邵行银对这位小儿子的确是宠爱有加。据说当时上海有一位看相的江湖术士，是邵行银的朋友，对“麻衣相法”颇有研究，被人们传得神神道道的。有一天，那位相士见过邵逸夫之后，就对他的父亲邵行说：“邵老板，我可要恭喜您了。您这位六公子可真是一位异人。我看他的骨相非常奇特，这在相书上被称作为‘鹤形人格’。在南方人中，有此奇相者实在是凤毛麟角，实属罕见。这样的人物，将来即使不能出将入相，也会富甲一方，决不是健仆走卒之类的等闲之辈……”
邵行银听后，不由得置之一笑。
当时邵逸夫的大哥邵醉翁也陪坐在一边。这位受过文明教育的邵醉翁，只觉得这位江湖术士的话实在是无稽之谈，实属“无厘头”。一个人的未来前程难道是由他的长相决定的么？出于礼貌，他当时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也就只是听之任之罢了。
是不是就是由于那位相士朋友的这一番话，让邵行银对邵逸夫更加宠爱，并寄予了厚望，那就不得而知了。不过，邵行银是一位正经的商人，又是一位很开明的商人。从他自己奋斗的经历和当时的世风变化中，他就意识到，这个小儿子将来要想出人头地，光会“子曰诗云”是不行的，还必须要学好英文。
邵逸夫虽然在当时并没有理解父亲的一片苦心，但在小学读书时他还是很用功的。几年下来，他不仅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其他的课程了也都很优秀。于是小学毕业后，邵逸夫就顺理成章地考入了美国人开办的“青年会中学”读书，成了一名风华正茂的洋学堂的中学生。
在中学时代，邵逸夫不但英语说得流畅，没有半点“洋泾浜”，而且还让他眼界开阔，逐渐形成了他一种中西融合的文化观念。上海号称“十里洋场”，当时的娱乐事业已相当发达。从上中学起，他就经常出入于上海繁华的娱乐场所。耳濡目染之下，邵逸夫渐渐痴迷于当时流行的文明剧。大哥的“笑舞台”成了他经常去找乐子的地方。
后来，那种东方的文明戏，已经不能满足这位少年的好奇心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艺术形式--电影。
电影，这门外国人创造的艺术，传入我国是十九世纪后期的事，也正是当年邵逸夫对西方艺术渴望的年代。1896年8月10日，上海《申报》副刊上刊登的一则电影广告，可以说是我国的第一则电影广告。
上海，成了电影传入我国的第一站。
关于电影的发明，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其中最流行的说法，是说电影的发明来自一场打赌。
据说1872年的某一天，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家酒店里，一个叫斯坦福的青年人和另一个叫科恩的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争执的焦点是马在奔跑的时候，是不是四只马蹄都着地？
斯坦福认为，奔跑的马在跃起的瞬间四蹄是腾空的。科恩却认为，马奔跑时始终有一只马蹄着地。争执到最后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就采取了美国人惯用的方式--打赌来解决。他们请来一位有名的驯马师来裁决。然而，这位“裁判员”也难以断定谁是谁非。尽管他是一位有名的驯马师，但这并不奇怪，因为单凭人的眼睛，确实是难以看清快速奔跑的马蹄是如何运动的。
这位驯马师的好友就是美国旧金山有名的摄影师爱德华·麦布里奇。当他知道这件事后，也很感兴趣，表示可由他来试一试。于是，他就在跑道的一边安置了24架照相机，排成一行，相机镜头都对准跑道；在跑道的另一边，他打了24个木桩，每根木桩上都系上一根细绳，然后让这些细绳横穿跑道，分别系到对面每架照相机的快门上。
一切准备就绪后，麦布里奇就牵来一匹漂亮的骏马，让它从跑道一端飞奔到另一端。当这匹跑马经过这些木桩时，依次把24根引线绊断，24架照相机的快门也就依次被拉动而拍下了24张照片。麦布里奇把这些照片编好了号，按先后顺序剪接起来。他发现每相邻的两张照片上显示的动作差别很小，它们组成了一条连贯的“照片带”。他根据这组照片，终于看出马在奔跑时总有一只马蹄着地，不会四蹄腾空，从而也就判定科恩赢了。
按理说，故事到此就应结束了。但是，这场打赌及其判定的奇特方法，却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兴趣。麦布里奇一次又一次地向人们展示那条录有奔马形象的照片带。一次，有人无意识地快速牵动那条照片带，结果眼前出现了一幕奇异的景象：各张照片中那些静止的马立即迭成一匹运动的马，它竟然“活”起来了！
善于思考的人们终于从这匹“活”马的形象中得到了启迪。从此以后，许多发明家将眼光投向了电影摄影机的研制上。1895年12月28日，法国人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的“大咖啡馆”，第一次用自己发明的放映摄影两用机，放映了一部世界上最早的短片《火车到站》，标志电影这一艺术的正式诞生。
当然这种说法之所以能流行，说明它并不是无稽之谈。
不过，十九世纪末电影艺术的诞生，从根本上说应该是科学技术与艺术相结合的综合产物，而斯坦福与科恩的打赌事件就如一种催化剂，迅速导致了电影综合技术的出现和产生，使电影这门艺术叩响了二十世纪的大门。
其实早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电影就开始了它诞生前的技术准备期，或者叫做发明期。
早在1829年，比利时著名物理学家约瑟夫·普拉多就发现：当一个物体在人的眼前消失后，该物体的形象还会在人的视网膜上滞留一段时间，这一发现，被称之为“视像暂留原理”。普拉多根据此原理于1832年发明了“诡盘”。“诡盘”能使被描画在锯齿形的硬纸盘上的画片因运动而活动起来，而且能使视觉上产生的活动画面分解为各种不同的形象。“诡盘”的出现，标志着电影的发明进入到了科学实验阶段。
1834年，美国人霍尔纳的“活动视盘”试验成功；
1853年，奥地利的冯乌却梯奥斯将军在上述发明的基础上，运用幻灯，放映了原始的动画片。
此外，摄影技术的改进，是电影得以诞生的重要前提。世界摄影技术的发展，为电影的发明提供了必备条件。
早在1826年，法国的（W）尼埃普斯成功地拍摄了世界上第一张照片《窗外的景》，曝光时间8小时。而在初期的银板照相出现以后，一张照片缩短至30分钟左右。由于感光材料的不断更新使用，摄影的时间也在不断缩短。1840年拍摄一张照片仅需20分钟，1851年，湿性珂珞酊底版制成后，摄影速度就缩短到了1秒。这时候 ，“运动照片”的拍摄已经在克劳黛特、杜波斯克等人的实验拍摄中获得成功。
到1872年美国旧金山的摄影师爱德华·麦布里奇，才用24架照相机拍摄了飞腾的奔马的分解动作组照。后来，他经过长达六年多的无数次拍摄，实验终于成功。接着，他又在幻灯上放映成功，让人们能在银幕上看到了骏马的奔跑。这已经是电影的雏形了。
受此启发，188年，法国生理学家马莱改进了连续摄影方法，试制成功了“摄影枪”，并在另一位发明家强森制造的 “转动摄影器”的基础上，又创造了“活动底片连续摄影机”。1888年9月，他把利用软盘胶片拍下的活动照片献给了法国科学院。
在1888-1895年期间，法、美、英、德、比、瑞典等国都有拍摄影像和放映的试验。1888年，法国人雷诺试制了 “光学影戏机”，用此机拍摄了世界上第一部动画片《一杯可口的啤酒》。
1889年，美国发明大王爱迪生在发明了电影留影机后，又经过5年的实验后，发明了电影视镜。他将摄制的胶片影像在纽约公映，轰动了美国。但他的电影视镜每次仅能供一人观赏，一次放几十英尺的胶片，内容是跑马、舞蹈表演等。他的电影视镜是利用胶片的连续转动，造成活动的幻觉。
可以说，最原始的电影发明应该是属爱迪生的。他的电影视镜传到我国后被称之为 “西洋镜”。
直到1895年，法国的奥古斯特·卢米埃尔和路易·卢米埃尔兄弟，在爱迪生的 “电影视镜”和他们自己研制的 “连续摄影机”的基础上，研制成功了“活动电影机”。“活动电影机”有摄影、放映和洗印等三种主要功能。它以每秒16画格的速度拍摄和放映影片，图像清晰稳定。
1895年3月22日，他们在巴黎法国科技大会上首放影片《卢米埃尔工厂的大门》获得成功。同年12月28日，他们在巴黎的卡普辛路14号大咖啡馆里，正式向社会公映了他们自己摄制的一批纪实短片，有《火车到站》、《浇水的园丁》、《婴儿的午餐》、《工厂的大门》等12部影片。卢米埃尔兄弟是第一个利用银幕进行投射式放映电影的人。史学家们认为，卢米埃尔兄弟所拍摄和放映已经脱离了实验阶段，因此，他们把1895年12月28日世界电影首次公映之日，定为电影诞生之日，卢米埃尔兄弟自然当之无愧地成为世界“电影之父”。
电影这门现代艺术，从它的发明到正式问世，虽然经历了近半个世纪漫长的历程。但是在它获得成功的第二年就传入了我国，在1896年的上海《申报》上就见到了它的广告，这实在是个奇迹。可见邵逸夫也真是生逢其时，让他有幸成为我国最早的一批电影观众。
自从上海滩有了电影之后，邵逸夫读书的兴趣就在渐渐降温。只要一有时间，他就往那有限的几家放映场所跑，几乎成了那里的常客。一种天生的热忱，让他对这门艺术情有独钟。不过他那个时候，并没有想到去拍电影，更没有想到自己在未来的人生中，能以此奠定自己的身价，以此名扬海内外。
虽然邵逸夫没有想到要拍电影，但当时在上海滩，还是有人想拍电影。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他的大哥邵醉翁。
自从电影传入上海之后，邵醉翁的“笑舞台”的生意就没有那么火了。许多市民的兴趣都让这种新鲜的洋玩艺给吸引过去了。这时，邵醉翁就想到了自己是不是也来搞一搞这种东西，和外国人争一争。他在惊叹之余，马上去打听电影的知识，把它当作一个有利可图的行当！
邵逸夫的大哥邵醉翁，本来就十分喜爱戏剧艺术，常常自己写个剧本，让家里养着的演员排演，然后到他的“笑舞台”去演出。自从接触到电影之后，他就开始筹画，想自己拍电影了。但是，他想到自己只是一个爱好者，并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要想拍电影，必须找一位懂行的洋人合作。
1902年，邵醉翁终于找到了一位叫列文的美国人，和他达成了协议。当年，他们就联合拍摄了一部叫《慈禧太后》的影片。《慈禧太后》应该是我国拍摄的第一部影片。虽然是同美国人合拍的，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不能称之为中国的“第一部”电影，但是，却在我国电影界开创了中外合拍的先河。
中国人自己独立拍摄的第一部电影是《定军山》。这是一部舞台艺术片。它的诞生地并不是在上海，而是在当时还是满清王朝的都城北京；它的制作者也不是邵醉翁，而是一个叫任景丰的沈阳人。
1892年，任景丰在北京开了第一家丰泰照相馆。由于他照相的技术高超，设备又比较先进，生意很是不错。在北京多年，也算是了“老北京”，很有人缘。当电影传到北京之后，他又于1902年开办了一家“大观楼影戏园”。这家影戏园，是当时北京城最早放映外国电影的场所之一，生意很是红火。
在经营放映业的过程中，任景丰感到这些进口的外国影片不但价格既昂贵，而且还货源紧俏，常常断档，影响自己的生意。有一次，由于跑片的伙计在途中出了问题，没有及时赶上放映的时间，让那些等候在门外的观众大发雷霆。这些人在盛怒之中，砸了戏院前面的招牌，差一点儿把任景丰的影戏园子给砸了。出了这次变故之后，任景丰就突发奇想，要用自己手中的照相机去拍电影。
这位任景丰实在不愧是条东北汉子，一旦动了这个念头之后，果然一发不可收，真的干了起来。他想到北京人都爱看京剧，而当时京城中的谭鑫培风头正劲。谭鑫培是我国京剧“谭派”的创始人，人称“小叫天”。当时，凡是他主演的剧目，只要是挂了他的牌子，都会场场爆满，很是卖座。于是，任景丰就和谭鑫培商议，想把他主演的传统剧目《定军山》拍成电影。
在此之前，任景丰多次为谭鑫培拍过剧照和定装照，两人私交也不错。这位京剧大师一听，就在一阵爽朗的呵呵大笑声中答应了。果然事从人愿，在谭师傅的大力支持下，任景丰终于拍摄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定军山》是我国第一部电影，也是第一部舞台艺术片。
这部由中国人独立拍摄的第一部“默片”（无声电影），终于在1905年秋天在北京上映，从而成了当时中国娱乐界的一大新闻。
在上海的邵醉翁虽然没有独占鳌头，获得“第一”的殊荣，但是，他却开风气之先，第一个涉足此道，为中国的电影事业起到了发轫和奠基的作用。更值得一提的是，正是由于他的造就和培养，才有了后来我国“电影大王”邵逸夫的辉煌业绩，才有了后来名扬中外的“邵氏影片公司”，才有了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和繁荣。所以邵醉翁功不可没，不愧是名副其实的“邵老大”。
时至二十世纪，中国的电影业已脱颖而出，上海滩的电影业更是方兴未艾。“明星”、“长城”、“亚细亚”、“民新”、“大中华百合”、“神州”、“联合”“大陆”、“昆仑”等大大小小的十几家制片公司，几乎是一夜之间冒了出来，日日夜夜地制造中国人的“梦”。
1923年底，“明星”影片公司推出长片正剧《孤儿救祖记》之后，引起轰动，大赚其钱，邵醉翁对此不得不心动。于是他便和二弟邵村人，三弟邵山客急忙商议，决定也创办一家影片公司。
1925年6月，邵氏兄弟的“天一影片公司”，在上海闸北的横浜桥正式挂牌开张。在隆重的剪彩开典大会上，风度翩翩的邵醉翁容光焕发地说，我的影片公司之所以要取名“天一”，就是要敢为人先，争做天下第一，决不做第二。
针对当时的电影业“欧化”、“西化”的势头，邵醉翁就公开宣称，天一影片公司的宗旨是“注重旧道德，旧伦理，发扬中华文明，力避欧化”。这种符合当时国情的提法，顿时博得满堂喝彩，一片掌声，同时也得到了社会的一致好评。
天一公司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是一个家族式的影片公司。除了演员队伍是由原来“笑舞台”文明戏演员为班底组建起来的外，其他的要职人员都是由邵氏兄弟分担。老大邵醉翁亲自任总经理兼导演，二弟邵村人任会计兼编剧，三弟邵山客任发行部经理。这时，只有六弟邵逸夫还在“青年会中学”读书，是一名中学生。邵醉翁知道这个“老六”已经无心思读书了，对电影这个新鲜行当又特别的感兴趣，本来也想把他拉过来，给他一个头衔。但是，考虑到父亲邵行银的一片苦心，时下还不敢轻举妄动，就让他一边读书，一边熟悉一下这个行当，搞搞外埠发行。
真是“上阵全凭父子兵，打虎还须亲兄弟”--邵老大一声令下，邵氏弟兄的天一公司就正式挂牌运作，开始拍片了。天一公司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立地成佛》，由邵村人、高梨痕编剧，邵醉翁导演。影片讲述了一个无恶不作的军阀，在其爱子被打死后，得老僧指点，遣妻妾，散钱财，大彻大悟，放下屠刀，遁入空门，削发为僧，终于真的修成正果，立地成佛了。邵醉翁力图以人的“生、老、病、死”和“杀、盗、淫、妄、酒”五戒为戏剧的核心，指点人生困惑。
这是他们的创业作，也是他们的奠基作，还是一部体现天一公司的“注重旧道德、旧伦理”的代表作。《立城成佛》拍成之后，原准备当年中秋节由上海中央大戏院上映，但由于和明星公司的影片映期冲突，只好推迟至1925年10月22日首映，针对当时追逐欧化时尚的社会风气，特别打出了宣传“天一公司”宗旨广告语--“本片注重旧道德，旧伦理，发扬中华文明，力避欧化”。《立城成佛》的放映期尽管延迟了，但是一上映便大爆冷门，盛况空前，让天一公司一炮打响。这部影片花了邵家2000块大洋，但就是这白花花的2000大洋，却像雪球一样，滚出了邵家不可一世的电影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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