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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道夫，历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科长、副处长等职。曾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驻印尼代表，中国银行巴基斯坦卡拉奇分行副经理兼吉大港支行经理，香港民安保险公司副总经理、副董事长、中国再保险(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1983-1990年先后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副总经理、董事长兼总经理、党组书记。1991年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该法于1995年6月30日经第8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4次会议通过，1995年10月1日起实施。本书他本人亲自撰写的一部回忆录，回顾了他与保险事业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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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秦道夫，1929年10月出生于山东荣城市。1945年参加八路军，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八路军山东军区东海军分区司令部机炮轮训队文书，山东北海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印钞厂文书、科员、政治教员，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科长、副处长等职。曾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驻印尼代表，中国银行巴基斯坦卡拉奇分行副经理兼吉大港支行经理，香港民安保险公司副总经理、副董事长、中国再保险（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1983-1990年先后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副总经理、董事长兼总经理、党组书记。
    1991年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该法于1995年6月30日经第8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4次会议通过，1995年10月1日起实施。1996年至2004年，担任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秦道夫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七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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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

秦道夫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七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扶贫基金会常务理事，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理事。此外，他对中国保险事业的发展也作出了不小的贡献。本书记录的就是他在这条道路上积累的经验和教训。旨在把这些总结出来的历史教益，留给后人，特别是留给在中国保险宏伟事业上正在奋力前进的年轻人，留给他们一份历史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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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摘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印象最深的就是胶东的海。宽阔的大海，一眼看不到哪里是尽头。富饶的大海，不知为胶东人贡献了多少海产。我的童年就是在这样一个宽阔而富饶的大海边度过的。 荣成县坐落在山东半岛的尖端，那是我的故乡。在荣成县人和镇，有一个叫北下河村的村子，全村一百多户人家都姓秦。只有在我记事以后，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才有一户姓顾的人家搬来，原来那家的女主人是从北下河村嫁出去的，还姓秦。 我没有考究过北下河村一宗秦姓源自哪朝哪代，但我总觉得这一村的秦姓人家是有来历的。这件事，只好留待有心人考证了。 在北下河村正中间有一个家庙，一排三间，是村里最好的房子。草顶砖墙，房顶的草分明和村里其他人家的都不一样，据说这草是从海里捞起来的海草。家庙是全村人祭祖的地方。前面有一个院子，院子里有一棵又高又大的玉兰树。每年春天，村里的树还都没有抽叶，这棵玉兰就先开起花来。洁白的玉兰花开得足有碗口大，香气飘得很远很远，几乎全村都能闻见。我的家就在这棵玉兰树的前面。1929年10月17日，我出生在玉兰树前家中的一间小屋里。 我的家是胶东普通人家，没有家谱可查，所以我对祖父的事就知道得不多。祖父有3个孩子：伯父秦有轩是老大；姑姑是老二，在那个时代，她只有小名，嫁给邻村姓孙的；我的父亲秦有丰是老三。祖父自然是家长，和祖母带着两个儿子的家庭一起生活。伯父家有8口人，父亲这边是5口人，合起来就是15口人的大家庭了。一家人相处和睦。 祖父是村里很活跃、很能干的人。我们家原先很小，到我3岁的时候，祖父带领两个儿子盖起了前后两排总共16间新草房，显然是在为儿子日后分家作准备了。盖好的房子，在我们村有些气派，村里人都叫“高房子”。但是，打那以后，祖父的身体就差了，经常躺在床上，家里渐渐地由伯父来主事。到我还没有上小学的时候，祖父病逝了。 伯父大概上过小学，算是村里知道事比较多的人。后来他告诉我，在抗日战争中，他是本村的中共地下党员，为抗日、为党组织做了一些工作。 伯父对孩子们的各方面要求都比较严，可以说是面面俱到。记得他总是在吃饭的时候批评我，说我拿筷子拿得不对。后来，他才告诉我，在几个孩子里，他对我的希望最高。 父亲秦有丰的性格和伯父正好相反，平日里话很少，家门外的事一概不管。他上过小学，应当说是个识字的人，可是我从来没有见他读过书、写过字，也从来没有教我认过字。倒是和我说过应该好好读书，长大了好不当农民不种庄稼。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从早到晚忙个不停，天一亮就和家里的雇工一起下地干活了，直到天擦黑了才回来。一放下锄把就操过扫把，要到天完全黑下来才进屋休息。他是村里数得上的庄稼好手，深知肥料对庄稼的重要性，即使走在路上，看见一堆驴粪也会摘下草帽把驴粪捡回来。他还是远近闻名的大力士，年轻的时候能独自摔倒一头牛。 由于父亲整天在地里院里忙活，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不太多。在我的童年生活里，给我记忆最深，给予我关爱最多的是母亲。 母亲赵桂芝也是在胶东的土地上长大的。善良、能干，她17岁的时候嫁给了父亲。这段婚姻虽然是双方父母做主包办的，可是她和父亲彼此都十分满意。她疼爱自己的孩子，她和那个时代里众多农村妇女一样，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予了自己的丈夫和子女，在丈夫和子女身上建筑了自己的全部幸福。 我们村西头有一条小河，全村人家大多数都住在河东，只有十多户住在河西。小河由北向南流向大海，河床很浅，有的地方河面很窄，才几尺宽，一跳就过去了。河水淌着淌着，往往连接着一个又深又大的大水潭，然后接着往前流，去连接又一个大水潭。河水这么流淌，就像一串珍珠点缀在我故乡的土地上。我们村几乎家家养鸭，这中间自然少不了我的母亲。她养了4只鸭，长得油肥，早晨打开鸭窝准能捡到一两个鸭蛋。然后喂点东西就赶它们下河，到太阳落山前再赶回来。到农活忙顾不过来的时候，它们自己也会摇摇摆摆地回家。母亲总是把鸭蛋腌起来，到过年过节的时候拿出来，一刀切下去，把淌着红油的蛋放到孩子的碗里。那时候我总觉得，咸鸭蛋太好吃了。 长大了以后回想，我们胶东的海是富饶的。但是在我小的时候，那片辽阔又富饶的海还没有给胶东人民带来富裕的生活。海里有鱼，可是那时的渔民只有简陋的渔船和古老的渔网，出不了远海。最要紧的是，岸上没有冷藏和加工设施，渔民赶海回来，得赶快把鱼就近卖了，只要晚几天鱼就会臭了，只能沤肥，撒在庄稼地里。有时，渔民们把打上来的小鱼直接往岸上一堆沤肥用，我们家乡叫做“腥粪”。现在想来真是巨大的浪费，可在那时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富饶的大海不能给胶东人带来富足的生活，再来看看那里的土地。我的家乡是丘陵地带，水少且土壤瘠薄，种庄稼收成欠佳。因为地瓜(红薯）耐旱、产量高，所以家家都种地瓜。母亲为了让我们吃得好些。总是把地瓜晒成干，擦成丝，最后磨成面。到了饭桌上的时候，地瓜干就变成了地瓜饼子、地瓜面条，比光吃地瓜干味道好多了。 即使这样还不行。到了春天，上年的粮食吃完了，当年的小麦还没有收获，青黄不接，我们家乡常常闹春荒。我的家境在村里算是不错了，这时候也会很紧张。我懂事以后，春荒中的母亲会叫我去撸柳树叶子和槐树花回来，和上地瓜叶子和萝卜叶子蒸着吃。记得有一年五月节，村西头有一家5口人饿得没了办法，当父亲的下了毒药，把自己和老婆还有3个孩子都毒倒在地上。最后只有他本人和一个男孩吃得少，被救活了。 我跑去看到了那个悲惨的场面，看到满村的人都指着鼻子骂那个父亲：“麦子就要收了，你好狠心！”这件事给我的触动很大，种地的农民，汗珠子落地砸成八瓣地干活，日子为什么还过得那么苦呢？以后每到5月，我总会想起这件事。 童年，我眼前总是母亲忙碌的身影。我们那里没有洋布，农民自己种棉花、自己织布，祖祖辈辈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几代人的生活都是从一个模子里脱出来的。我家有一台古老的纺车，只要地里用不着母亲帮忙，她总是盘腿坐在地上，一手摇纺车，一手捻棉花卷。纺出了线，再拿到木制的织布机上织成土布，我们一家人穿的衣服都是母亲织出来的，又由她染成黑色或蓝色，最后由她缝出来。 我家5个兄弟姐妹，我是老大。在我之前母亲还生过一个男孩，一年之后得了天花病死了。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母亲对我格外疼爱，总是嘱咐我带好弟弟妹妹。母亲是外祖父最小的女儿，娘家在10里外的阚山村，她每年走一回娘家。外祖父有4个女儿，都出嫁了，所以特别喜欢我随着母亲住到他家里去。我小时候总有很长一段时间住在姥姥家。姥爷赶集带着我，下地干活也带着我，我渐渐长大了，还能帮着他赶牲口驮庄稼。有一年快过年了，父亲高高兴兴地来到阚山村接我回家过年。我不想回家，父亲把我从屋里追到院子里，一个劲地说我，要我跟他走。我不听，父亲生气了，飞起一脚把我踢倒了。父亲的力气太大，我太小，这一脚把我踢得透不过气来，满院子打滚，好一会儿才喘过气来。父亲一看不对劲，也就低着头回家了。听妈妈说，他一回家就躺在炕上生自己的闷气，后悔不该踢我，这个年也没过好。这一脚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后来我也当了父亲，我从来不打孩子，因为我意识到这样做对谁都没有好处。 在我童年的时候，封建主义的传统思想太深了，深深地渗透在农村。在阚山村，我有好几位表舅妈和表姐都缠脚。那是非常痛苦的自残行为，可是从我的舅妈到表姐都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到我懂事的时候，新思想也传了进来，宣传妇女不裹脚。有一天说是有人来检查女孩子裹脚的，我的表姐们吓得东藏西躲，有的藏在牲口圈里，有的藏在草堆里。我看了奇怪，她们忍着这么大的痛苦缠脚，现在有人来动员她们放脚，她们怎么还不愿意呢？ 当时那里的女孩子很少有读过书的人。她们从小就拼命干活，懂事不久就学着绣花，到了秋天就下地掘花生。长辈从她们懂事那天起就一个劲地告诫女孩子要攒些私钱准备结婚用。长大了以后我渐渐能够理解，从思想和肉体上禁锢人、摧残人的封建主义是不合理的。但是封建主义思想在中国持续了数千年，要彻底根除这种丑恶的东西，需要我们几代人，甚至更长久的努力。 童年的往事在进入晚年的时候回忆起来还是清晰的。农村的孩子当家早，我懂事后，父亲就把放牛鞭子交到了我手上。我家有一头黄牛，我每天牵着牛在河边放牧，牛吃草的时候我经常在河边钓鱼。在我的家乡，人们习惯吃海鱼，即使不新鲜，甚至臭了的海鱼也有人吃。 我经常从买来的“腥粪”里拣小鱼和墨斗鱼干，回家烧着吃，但活的河鱼却无人问津，我从来没有见村里有谁吃河鱼。正因为这样，家乡的河鱼多极了。一下雨，村西头的河湾里水流急了，到了晚上成群的鲫鱼逆水往上游，站在河边可以看到浅处游动的鱼背，满耳是鱼鳍拍水的声音。 我喜欢钓鱼，从妈妈的针线盒子里找一根针，在煤油灯上烧红，然后弯成一个针钩，再用高粱秆尖做成鱼漂穿上线，系在一根长树枝上就是鱼竿。河两岸的草地里一伸手就可以抓着的蚂蚱是最好的鱼饵，坐在水潭边上，眼看着那鱼漂点点头被拉下了水，赶紧甩钩，一条欢蹦乱跳的鲫鱼就钓上来了，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有时我还能从大一点的孩子那里找到一个大铁钩，挂上小鱼，用粗线可以钓到黑鱼和甲鱼。黑鱼咬钩特别猛，它把又粗又大的鱼漂拖到深水中的鱼窝里，必须用大力才能把它拉上来。我钓鱼纯粹是为了好玩，钓上了小鱼随便扔，钓上了大鱼父亲总是叫我“放生”。特别是家里人看见我钓到了大黑鱼和甲鱼，更是催着我把它们放回河中，不能伤害。 河鱼不能吃，海鱼就更吸引我了。走上村西的土包，往西南可以看到蓝色的大海。海的港湾伸进来一直到离村两里路的地方。那里有辽阔的盐场，场边堆着高大的盐垛子，外面用草席盖着，里面是水晶一样的盐豆子。盐民们在海边垒起一道道的泥坝，挖沟引来海水，然后把沟里的海水引到盐场上，待到海水蒸发了，留下来的就是白花花的盐。我喜欢到坝沟边钓鱼，沟里的鱼也很多，就是小一点，有时半天可以钓上一篮子。我把这种鱼带回家，母亲总是高兴地做熟了端上饭桌。 这段童年的时光，是我最无忧无虑的日子。 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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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大海边的童年 第2章鬼子打到了家门口 第3章融入抗战洪流——我的抗日中学时代 第4章北海银行一新兵 第5章成长在北海银行胶东印钞厂 第6章向着胜利进军 第7章我的保险生涯开始了 第8章到国外业务处和学习苏联经验 第9章首次海外保险公司经理会议和就任新职 第10章国外保险要不要办——一场严肃认真的辩论会 第11章派驻印度尼西亚 第12章从印尼回国的惊险旅途 第13章到吉大港当中国银行经理 第14章经历孟加拉独立战争 第15章参加联合国贸发会议第三届大会 第16章在香港民安保险公司 第17章我的民安同事们 第18章在香港开办再保险公司 第19章市场经济体制推进中国人保重新起飞 第20章承保大亚湾核电站 第21章防灾防损，增加社会财富 第22章伦敦劳合社主席米勒来访 第23章承保卫星发射 第24章开办出口信用保险的积极意义 第25章投资中国国际贸易中心 第26章为什么农业保险跳不出试办的圈子 第27章世界屋脊上的保险公司 第28章最后的苏联之行 第29章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上） 第30章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下） 本书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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